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说西方人不重行而只重知，就行之于外部、行之于功利等看，西方学人大多不认为“行”是自己的终极皈依，他们更加需要的是知识；但是究其探索的内在结构而言，自然包括“行”，包括观察、实验、验证、试行、实践等。从某种程度上，科学革命时代杰出学者的研究过程内部包含着新的、规范的知行关系安排，即认识和对象相证、理论和实验相须。

    在某种意义上说，孙先生所得出的“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因其已知更进于行”的结论，不只是暗合于近代科学理论知识和实验验证不断循环上升的事实。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学习西医，受的是西式科学教育，以后到美国求学，游历欧美许多国家，思维方式、心理取向上和一般国人已大为不同，例如对中医他一直心存疑虑，而且连四书五经一开始都是看英译本或中英对照本，他一生购买和阅读了大量西方最前沿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可见其受西方科学和文化习染至深，也熟知西方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

    知、行二者是合人类内外行为而言，也是统论人类一切心物之间最普遍、最根本的两种行为或活动。迄今为止，人类科学分化越来越多，可是，从另外的划分标准看，无非是从心灵、意识、思想到行动和行为连续过程的区分性认识形态，也可以说，心灵和事物是世界上终结面对的两种实体，而其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知、行。从目的上看，人类的存续就是为了知、行二者，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知、行两个范畴比西方的理论和实践范畴具有更宽的用途，在今天的哲学界理应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应该在中国知行理论探讨的遗产上做出新的成就。孙先生的知行观对我们今天发展科学文明有几点深刻的启示，这是我们最宜加以研究的：

    其一是，其知行观以及中国哲学史上有关知行关系的合理论述，可以用于科学发现过程和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构一种新型的科学发现理论。

    其二，近年来，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兴起，如果对知行范畴及其关系重新定义，则可以将知行关系引入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这有可能对认识与社会、理性、认知和社会等的探讨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可能开辟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

    其三，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孙先生的观点仍然有直接指导意义。他似乎出于立说方便而用了历史参照系，可是，我们可以将其运用于科学创新的需求。任何科学创新都不能是知而行之，换句话说，任何科学研究始终都是处在从不知到知的过程中，同时包含有不知而行、行而致知、知而行之三种相互作用的境遇和活动，科学研究因此始终需要探求勇气、理论参与和不断的理论建树三结合。

    其四，我们在对学者的要求上要分知分行。孙先生指出，知行合一学说在科学时代，指某个事业是适当的，要是说“乃合知行于一人自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6：198）。因为科学愈明，则知行分工越突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孙先生将经济学中的分工论运用到知行关系上，提出“分知分行”（6：198）。这个认识有创新意义，更有实际意义。科学认知更多地是内在、心脑之间展开的。知识一并只是团体在今天已经成了社会的大脑，以“不见行”而否定知识形态的劳动，就等于取消了现代社会进化最重要的发动机。

    其五，就我国而言，孙先生有关知行关系的科学哲学思考，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仍然具有思想启蒙和科学精神培育的价值。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不可漠视存在大量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在本质上是理性精神缺失的危机。回顾近代科学和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反观今天我国社会、科学界、高等教育界、科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合科学精神的规定、制度、导向和强迫，因此我们不能不觉悟到：只有自由独立精神和理性能力的发展才能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