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研究孙先生知难行易说究竟有什么意义？笔者以为，孙先生知行论有适用于科学认知心灵、科学发现或科学性理论逻辑运动问题（小知行环节）的价值，也有适用于科学、理性、知识和社会（大知行环节）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关键是需要合大、小知行环节，从中找到历史的启示和未来的定向，以便更好地认识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模式。孙先生有关知行关系论述的文字昭示出其知、行、知行关系有深邃的内涵和可发展性余地。可以说，他使得中国知行哲学涂上了近代化的、合科学的特色。中山先生终身以革命为使民，可是其知行关系理论确具有一定的广普价值。从他的论证可以看出，放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他所谓“知”，广义上可以诠释为：可理解的、关于原因性的、潜深的、理论性的、经过试验的、有预知性的、系统的知识，是“道”层面的知识，动物不可能有而只有有理性的人类才可能有知识。这些特点讲的就是科学性知识。他认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蜾嬴变螟蛉在各方面违背了“知”的标准，因而都是谬误（6：200）。他所谓“行”，指实行、见于行动、实验、实证、实效、行动及其成果、转化为技术或实际事物等。鉴于身处科学时代，孙先生特重知识，所谓知难行易，其应有的意义之一就是科学知识是难得的，这是崇尚科学，弘扬科学。他曾经就知行难易问过杜威，杜氏说“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6：196）。在《孙文学说》“自序”中，他说：“国民！国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6：159）！用到他自己强调的科学时代，归根结底，就轻重而言，孙先生特别重视的是知识包括科学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上才是知行互动的关系。

    孙先生从革命问题反思而得出的的反思在今天可谓具有不一般的意义，笔者看重的是，从科学发现、认识和社会、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等诸多层次上看，孙先生提出的问题以及其部分回答，昭示了科学知识、思想智慧和理性启蒙的绝对价值。孙先生虽然对某些“新学之士”、“醉心新文化的人”的文化归因论思维以及某些激烈的反传统言论不满，可是他承继中国古代知行关系范畴而又进展到对科学理性的高度重视，并特种认识活动中知行的结构和动力关系，与“五四”宣扬科学精神，倒是有一定的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五四”学者一般虽然口号响亮，然而在对具体的科学认识本质的理解上，未必有孙先生这样的建树。这可能跟孙先生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教育有关。

    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都知道有个“李约瑟”难题，关于这一问题提出的适当性与否，学界至今争议很大，否定者认为是个假问题（实在是徒限于文字之争，岂有此理），认可者对之作出的回答也五花八门。不管怎样，大多数学者会认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虽然有辉煌的具体成果或者操作的技巧，然而常常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可以言传，不可以授受；可以授受，却难以创新，始终存在自身的缺陷，归根结蒂就是理论性建构不充分，实证性考量也不够，没有达到近代科学要求的程度。近代科学所需要的基本数学、逻辑基础，特别是自由探索精神、科学实证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非常之匮乏薄弱的。

    回眸历史，不难看出，近代科学的诞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特别是科学精神的源头。从古希腊开始，理性精神就埋下了日后西欧文明昌盛的种子。泰勒斯等矢志究明自然的本源，毕达哥拉斯相信宇宙存在必有其数学原理和形式，赫拉克利特坚持寻求自然和思想的“逻各斯”，巴门尼德提出走存在和真理之路，德谟克利特发展了关于物质结构的探索。苏格拉底提出，人应该理性选择有意义的生活，不能浑浑噩噩、随世浮沉。柏拉图开启了理念世界的构造，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规范和类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声称，人有求知的本性，思辨的生活是人的极乐生活和最高境界。古希腊哲人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纯粹学者人格，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信奉独立自主，以非功利的求知为乐趣，唯有真理是认。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继承和批判，出现了人文主义的人性解放理论取向，古希腊思想启示和古希腊人的精神成了现代人心灵的一部分，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发现了人本能力和人文的价值。没有这样的地基，十六、十七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