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栋

 

    内容提要：孙中山思想与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对孙中山的全面、深入研究，既是学术的需要，历史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要。作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底主流”（殷海光）的孙中山思想与革命实践，全面系统提升其理论品格，彰显其意义和价值已时不我待。

    作为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一生是我们认识自己、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因此，以孙中山思想与革命实践为核心的“中山学”的建立，提出他的任务和方法，既表明“孙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的应有追求和抱负，也显示民革组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担当。

    “中山学”的提出与创建，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政治意义、历史意义也许不是当下所能估量的。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西方列强入侵古老中国最激剧的时代。面临随之而来的西潮冲击，中国实际上已“由文变野”，处于世界的边缘，任人宰割和侵占。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并试图求解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当他们仍背负着“学”的文化传统，苦苦求索而屡屡失败之际，正是孙中山跳出了“学”的层面，接受了西方政治思想家所创建而由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革命所实践的民本、民权、民主思想，并体悟到唯有将此与改革旧中国以缔造新中国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关系。孙中山坚实的立足于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坚定的回答那个社会和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基于中西文化的共同影响与熏染，他的思考远比常人深刻和宏大，因而，孙中山提出的许多观点、观念、命题和范畴，又常常超越现实生活，以至具有永恒的意义。

    孙中山以其百折不挠的信念和实践，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开拓了中国社会前进之路，成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异常丰厚的历史遗产和明晰的认识坐标，成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的思想资源，甚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一环”（高华：《孙中山在两岸的“境迂”》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孙中山的事业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共同政治遗产及精神财富，是因为他不仅包括了他用“革命”战胜“改良”，用“共和”取代“帝制”的战斗的、革命的一生，还包括了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自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在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成功的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对亚洲，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以及对世界至今发生影响的事实；它不仅包括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族思想、哲学思想，直到文化教育思想等系列理论层面，还包括领域广泛的实战经验层面；它不仅包括作为世纪伟人、世界伟人所思所行的超凡的深具意义的革命言行，也包括他作为社会人、政治人、作为从封闭的传统社会走向开放世界的热血男儿，所具有的喜怒哀乐和鲜明的性格，并由此造成的个人与历史局限性的内容。这个丰厚性，这一历史遗产的全部性，使孙中山研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中国内地近代史研究和近代人物研究中最有特色，开拓最广，成果最多的领域”（尚明轩：《中国内地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虽然已走过数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孙中山研究应有的学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孙中山研究领域还未有令学术界公认的完善的程序和规则。孙中山研究与历史学一样处在“前科学阶段”（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问题的紧迫性还在于：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视阈中，我们已然处在一个文化认同危机普遍存在的时代。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造成今天中国的“现在”，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不过是一个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及国家的构建过程。曾经将西方文明、文化积极引进并与传统中国对接的孙中山，不过是“受挫的爱国者”，是一个“不情愿的革命家”，以至有媒体意味深长的说“中山已矣，但他的政治遗产长存，如何重新评估孙先生的政治遗产，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详见台湾《中国时报》：重新评价孙中山）2006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