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知难行易说明显的形式是将古代知易行难命题所说的难易关系颠倒了过来，成了知难行易说。他认为，知难行易合乎人类进化的原理。人类进化首先是由草昧进入文明，这是不知而行的时期；第二是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是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中国历史上讨论知行，一般是从认识主体或行为主体抑或是从心物关系上来谈论的，孙先生别出心裁，构造了一个历史进化的坐标系，将横向的知行问题纳入纵向的历史进化模式（6：199-201）。如果将这个纵向模式还原为横向模式，那么他说讨论的实际上就是知行四种可能关系问题，即不知而行、行以致知、知而行之、不知又不行，这本来是知、行二者组合的几种逻辑可能性形式，也是中国历史上一般从先后、难易讨论知行的习见形式，孙先生将其转化为历史阶段模型，显然更便于人们直观理解，同时，也确实具有科学史的意义，这里是将知行转化为知识和人类行为互为中介的几种情况。这可以说明，有些问题是草创阶段，必须坚持不知亦力行之，需要冒险精神；不管是什么情况，需要在力行的同时注意总结、提高，转行为知，即需要理论化功夫；最好的状态是，知之而行，即以科学知识为指导的行动，但是这需要科学昌明的时代条件。针对不同的条件和历史阶段性，我们可以区分知行主次的不同形式，在知、行二者关注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和行动。他以此理论分析中国的衰落，认为周以前中国处于进步时期，这是不知而行的时期，而中国人能行之不懈，所以创获甚丰。周以后是衰落期，因为知识渐增，进入知而后行时期，国人忘掉了其沿袭的知识都是祖先冒险猛进而来，反而以知为现成或易得的，只知因袭守成而不知创造开新，不善于因行而求知，不仅以为知易，而且不知的又不去力行探索，所以三代以后中国文明有退无进。他对三代之后现状的分析，实际所指就是中国人丧失了不知而力行的冒险和原创精神，也丢掉了因行而致知的求知追求，所以，于知于行都没有进步。

    孙先生富于批判精神，他的论述始终围绕着对中国古代知行说的评析而展开。除了对知易行难的批判外，他也批驳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这是需要理论思考的，因为阳明精神在当时被视为进步和解放旗帜，在日本都是显学，不少人认为中国革命和明治维新中阳明精神是一大推力。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命题的背景与中山先生思考知行关系的语境是不同的。王阳明的知行理论和心物关系论是二而合一的关系，他批评朱熹“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10，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11。是出于这些判断，他重新处理心物和内外的关系，提出了知行合一论。王阳明所说的“知”、“行”概念本身和程朱并无大异，分歧在于对二者关系的看法。阳明子倡导新说是为了反对繁琐教条、支离破碎和空思妄行的时代流弊，朱、王毕竟是门内交争。他号称知行合一，其实如何合一呢？他举了疼痛感的例子，借以论证知行分不开，“知”就是反应，连带着是“行”；又以行路为例，说欲行之意是行之始，将意和行当成知和行。另一方面，他用知行互相考评对方，比如学习射箭，你的操作必需射中靶子才叫“知”了，“知”的开始、过程、终了都属于“行”，射不中说明还是不算知得了，也就是说“知”理应包含“行”，反过来也一样。结果，在他那里，知行某种程度上成了交叉、重叠和附随的关系。再一点，他归行入知，为了惩忿窒欲，正心诚意，他断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12王阳明一并朱熹的理论主要局限于政治、伦理、心理范围。这些语境和孙先生讨论知行的时代特征、用意、条件等是不一样的。孙先生指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就是为了勉人为善，所以才声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中山先生认为这是“与真理背驰”（6：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