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又以创作为例，否证知易行难说。中国文字在古代传播广远，历代能文善书之士极多，可是，“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6：181），所以即使历史上大文人也说不出作文的法则是什么，就连普通的语法结构也是能用而说不清形式规律。孙先生这里，“文法”指西人之语法（Grammar），“文理”指西人之逻辑（Logic，中山先生认为当翻译为“理则”）。他认为“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6：185）。这个例子是从语法和逻辑方面证明，普遍形式规律和论证是不容易获得的，系统自觉的科学知识则更加难得，而且顺着自发的历史，即使作文技艺达到很高成就，也不一定能自行进化出这些东西。这个例子比上面两例更进一层，是从文法和逻辑层面上的例子，它们是各门知识通用的准则，比如，逻辑是“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6：185）。

    上述三件事，第一件人人能行而其学难明，第二件事文明人能行却难明其道，第三件事文人学士能行之而不知能行之规则。即便从事专门研究三件事之间的道理的，穷其毕生精力也有多不能知的。在孙先生看来，都说明能行而不能知的在在俱有，从而证明了“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

    接下来孙先生又增加建筑、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七件事实作为例证。这七件事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涵盖从工程到当时先进的基础科学。其一是建筑，他认为中国那时还没有建筑学，建筑学涉及到经济学、物理学、美术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中国更不成系统，所以说中国人的建筑不是靠建筑学知识，相当于行而不知。中国建万里长城、开运河也没有工程家预先规划、设计和预算，当然即便有专家也难以给这种工程作出精确规划，可见长城、运河是因为需要而逼出来的。孙先生以为这也证明知难行易。这三个例子都是工程事例，工程科学显然不同于理论学科、基础科学，它本来就是实践性、技艺性特色很强的学问，而且工程中不确定因素也更难控制，需要专门学问。表面看来，这三例中孙先生似乎混淆了不畏难、不知难和认知之难，其实这里透视出，某种程度上孙先生不仅考虑到了客观的困难，而且看到了认知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自身限度，突破这个限度自然更加困难。换句话说，任何科学技术活动实际上都带有探索性特色，一劳永逸、穷尽一切的科学实际上是没有的，个人的科学也是不可能壮大的。电学、化学、进化论都证明从零散的、自发的、经验性的、特殊的、具体的、直观的实践到自觉的、理论性的、普遍性的、系统的、概念性的、反思性的知识之间存在极大差距。从具体科学历史入手，进行知行关系分析和总结，这是孙先生比古代学者高明和占有优势的地方，也是时代不同提供了条件。这样的分析虽然还受到知行范畴框架的约束，可是明显具有科学史研究的意义，至少我们可以说，孙先生站在科学史的高度，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提出了全新的诠释、裁断和论证，这是中国哲学近代化中的重要的一步。

 

    无可否认，革命是中山先生的核心思想，知难行易说及其十证在孙先生先生的学说思想中，带有目的论和选择性论证的嫌疑，我们甚至可以说孙先生在论证之前就有了论证的预设，至少可以认为中山先生做的是回溯式论证。简言之，他是为革命做理论清道工作，要消除革命思想认识方面的敌人。正如孙先生反复申明的，他是为坚定党人和国民革命意志、促进革命行动而不得不起而推翻知易行难说，提出并论证知难行易说的。他甚至说，知难行易之理是“救中国必由之道也”（6：198）。他的做法自然具有时代意义，因为知行难题当时确实是中国革命最高的实践课题，不能不回答。针对革命而言，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孙先生认为，知易行难让中国人“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6：198）。按照他的意思，知是当畏的，行是不当畏的。但是对相信知易行难的人们，会造成一种心态：开始想求得知识再实行，知之不得，就望洋兴叹而作罢。即使求得一些知识，以为实行更难，于是知了也行不下去，“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6：199）。孙先生思想疏导的目的是要人明了：不知固当行之，知之更乐行之，像欧美人一样（6：200），既有探索勇气，更要有科学精神和理论的上行。他以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为证说，日本的成功“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是故日本之维新，多来冒险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维新而已。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6：198），又说日本维新之后的五十年来，都是科学为之，即是知而后行（6：200）。就革命而言，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确实可鼓动士气，打消畏难情绪，同时能引导人们敬畏科学理论，有实际意义。此外，他的论证有其理论意义，这是我们更应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