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扬举

 

 

    知行关系学说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极其珍视的、颠倒千古的理论创造，用他自己的话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1。中山先生对自己理论的估价并没有自夸，其知行关系在整部中国哲学史上确实占有一席重要地位，非但如此，由于其出现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时期，还带有近代思想启蒙的价值，所以不可忽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其内涵和深远意义。为突出孙中山知行学说的意义，请允许笔者在这里妄造“中山先生之痛”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依本于孙先生自己的说法。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发生是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历史内生性因素驱动，而是由腐败无能的清廷闭关专制和列强暴力入侵的双重原因激发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启蒙潮和民主运动不是中华民族内在思想自觉的结果，事实上，当时的民智，乃至整个国民综合素质离完成民主共和国建设重担的要求还难堪大任。并不是中国人都主动渴望革命，近代历史上许多精英们也缺乏近代政治思想的启蒙和革命理论的装备。有些精英因为意识到革命力量素质的局限和畏惧革命的艰难，遂转向延缓或取消革命的消极态度。孙中山早年也并不是天生的激进革命者2，1885年始，他发愿倾覆清廷，可是1890年还上书香山籍洋务派退职闲居官员郑藻如（《致郑藻如书》，1：3）谋求改良，尽管1893年他纠合同志在广州开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口号，可是1894年更上书清朝重臣李鸿章（《上李鸿章书》，1：8-18），言辞之恳切激愤令人感动，甚至希望李鸿章起而反清，可见改良之心没有断念。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败签辱约，中国短暂的和平时期和自强机遇荡然不存，他认识到和平改良之路“无可复施”（《伦敦被难记》，1：52；《建国方略》，6：229），同年11月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走上义无反顾的武装革命道路。经过与保皇党的论战，1903年孙先生在美国反复极力申明“革命是唯一法门”（1：226），“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1：227）。他和其追随者虽然看出了上层昏庸守旧、下层蒙昧无知的症结，可是都期望通过政治革命而同时完成社会革命，而对文化和思想启蒙的艰巨性认识不够，这些客观上确实是为时难所迫造成，这也是20世纪处于革命时代中国一直存在的特点。从后人的立场看，这恐怕是不小的误区，因此，不可否认，民众甚至革命党内部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基础，这给中国民主革命埋下了思想无根的隐患。革命之后的现实教训给了他最大的打击，旧思想观念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刺痛了他，痛定思痛，他才反思性地走上了思维上的革命和思想启蒙工作。令人难以思议的是，中山先生自认为最重要的思想革新不是引进西方思想，而是对知行哲学的反思，这恐怕是历史悠久的中国走向近代革命而必定带有的特点。

    引发中山先生思考知行问题的直接动因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专制腐败的王朝被一举推翻，中华民族奋五千年文明自强不息之余烈，通过急速的革命，一朝得以重新齐身于当时世界先进政体的前列，眼看着似乎可以凭民主国家的身份证加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了，然而共和建国的理想很快落空了，不久袁世凯即篡权复辟，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方略》所规划的宏基伟业蓝图无法实现。更令人忧心的是，革命曲折之后，“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6：158），不必说转向国家建设阶段了。由此，革命党人内部也出现了彷徨、消沉和动摇，“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6：158）。这种情况震撼了孙中山的灵魂，他在书中陈述道：“迨夫民国成立之后，则建设之责任当为国民所共负责，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6：159）。正是鉴于孙先生“不胜痛心疾首”的感受，我将孙先生对知行关系理论的反思命名为“中山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