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孙先生所言，知难行易说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知行关系观。孙先生着力批判的是知难行易说，但是剖析孙先生的具体论述，已经是站在现代科学发展阶段对知行关系的崭新审视和重建，具有现代科学支撑基础上认识论反思的价值，又因为他将其和中华民族心理（实际上包括认识）结合起来，就起到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批判的作用。为破知易行说，孙先生共列举十件事实作为证明。

    第一是以饮食为证。饮食带有本能的特点，人和动物一出生，不待教就能实行。但是如果问其“底蕴”，孙先生说，“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亦尚未穷其究竟者也”（6：160）。这里，孙先生显然指，饮食卫生的科学理论知识是很难掌握清楚的。就中国而言，其饮食之道向来为外国人惊异和称道，中国饮食例如猪血、豆腐等食品的开发历史悠久，还有烹调技艺的创作堪称举世无双、世界之冠，可以说在西方号称精于烹饪的法国人也羡慕不已，而且按照孙先生看法，中国食品和烹调方法还暗合于科学卫生知识，例如素食和五味调和术。但是，中国饮食之道毕竟是“习之成自然”（6：163），即令妙手巧妇，烹得一手好饭菜，恐怕也不知所以然。不过，不“行”是不可得知的。仔细分析，孙先生这里指的是，中国饮食之道属于经验性技艺积累的知识，是行之而不知其科学上的所以然。他这里的论述，仍然是为了说明关于饮食的营养卫生科学是在经验之后的，也就是在“行”之后的，这同时见证了“行”之不一定知道究竟，也能说明“知”更难。行及其经验，很大程度上说，仍然是这样、那样的知识，是关于如何操作的知识，而不是在科学上成立的为什么的知识、揭示了原因和原理体系的知识、类的知识、概念化的知识。孙先生接着从饮食方式和人体健康的关系上解说知难行易，同样印证了这方面中国有高明的经验，但是有关的科学知识在今天的科学状态下仍然是难知究竟。在孙先生眼里，“由此观之，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也”（6：169）。孙先生这里以自然科学一例立说，从他分析的总倾向看，突出了获取知识，求知、求道，即真理认识和科学理论的困难。尽管他未必仅仅是为了突出知高于行，可是，起到了推崇科学知识和理性求知愿望及能力的莫大意义，当然一并包括其艰难之处。不过其论述也附带透显出，从自发性人类科学史看，就知识源头上而言，不行不知，先行后知，行先知后，知高于行。

    第二是以用钱为证。用钱是文明人后天习得的行为，可是人们视其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对于钱的本质、用途，一般人未加深思和实求。孙先生概述了专门钱币学者对金钱性质所做的七种归纳，认为“古今中外，皆采用金银铜为钱币者，以其物适于为百货之‘中准’也”（6：170-1）。西汉起初下令铸钱，后来钱币多了，又禁民铸钱。孙先生以为，西汉开始为货少所困，后来为货不能流通所困，桑弘羊推行均输、平准之法，使用金钱，国家买贱卖贵，这样货畅其流，国家、人民皆得其利。他叹惜道：“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孙先生讨论了商业市场、交易、买卖的历史，从劳动分工和社会发展角度指出，“不知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自耕而食、自足而衣之兼业可以废；至金钱出，则日中为市之制可以废；至契券出，而金钱之用亦可以废矣”（6：175）。他借鉴欧美学者的言论，提出人类生活程度有三期进化，即所谓：“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6：177）。阐述了货币、金钱、纸币和契券的起源和发展。孙先生知识广博，重视的是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理论，而又善于分析和解说。他特别提出金融信用问题。他谈到的知识涉及到今天的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当时一般人确实知之甚少。他感到，要不是仔细研究财货、银行、币制、工商等历史，是无法认识金钱的用途和现状的，他的结论是：“世人只能用钱，而不能知钱者也。此足证‘行之非艰，知之惟艰’”（6：179）。这里是以社会科学为例，揭示专业科学知识来之不易，一方面说明了人类货币知识自发产生的过程是行在先，但是就自觉的科学理性程度而言，学科知识后成而且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