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同盟会中央的领导人宋教仁宣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想通过责任内阁制，以分散袁世凯的权力，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在同盟会总部领导人的影响下，各地同盟会党人也将注意力转向组织政党和筹办地方议会的活动。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根据上海总部的指示，在陕积极整顿组织，发展新会员。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西安湖广会馆召开了中国同盟会陕西支部成立丈会，参加会员二百余人。会议选举井勿幕为会长，张凤翙为副会长，彭仲翔为总务部长，宋向辰为交涉部长，郭希仁为政事部长，张云山为理财部长，常铭卿为文事部长。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张凤翙因会议未选其当正会长而忿然离开会场。之后，以井勿幕、张凤翙为代表的两种政治主张的分歧愈演愈烈。井勿幕等主张“遇事请示孙、黄与党中央取一致行动，协同进行”；张凤翙等主张“请示必须说明陕西偏处西北，交通困难，将来在党政推行时问题甚多，非定立单独计划不能图存”。加上宗派地域观念的影响，关系极为紧张，井勿幕等不得不被迫出走。同盟会陕西支部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八月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井，改组为国民党。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六日，袁世凯委任张凤翙为陕西都督，笼络利用；十月又起用旧官僚高增爵为陕西省民政长，分其事权，软硬兼施，两面三刀，借以稳住陕西局势。张凤翙奉委之后，致电袁世凯称：“凤翙才轻学陋，恐负任命，惟有勉竭棉薄，汲汲于国利民福，冀大总统眷顾西陲之至意。”从此，陕西军政府成了仰承袁世凯鼻息的工具。陕西国民党组织亦随之大大丧失了它的革命性。

    (三)省议会的筹建

    一九一二年二月，同盟会员李陋吾联合各界人士，发起组织临时省议会的倡议，得到军政当局的赞同。经过一个月的筹办， “秦省临时议会”于三月二十七日在西安贡院咨议局进行选举。全省议员按东、西、南、北、中五区投票，每区议员八名，共计选出议员四十名，其中同盟会会员占半数以上。同盟会会员杨铭源当选为议长，刘淦(介夫)、寇遐当选为副议长。四月初，临时议会正式成立，讨论决定了有关裁军问题，制订了各府厅州县行政条例和府厅州县临时议会章程，通过了整顿陕西财政、革除官场陋习、改良教育、禁止缠足、禁烟等议案。临时议会活动至当年十二月，选出第一届陕西省议会议员时即宣告结束。第一届陕西省议会全省共选出议员八十四名，正议长为刘淦，副议长为王家宾。一九一三年四月，第一届省议会推选尚镇圭(天德)、王兆离(伯明)、刘治洲(定五)、焦子静、杨铭源、寇遐、李含芳(可亭)、焦易堂等十二人为第一届国会议员。

    (四) “二次革命”在陕西的影响

    袁世凯感到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和国民党员在国会中占优势的情况对己不利，遂于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下毒手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并擅自向帝国主义借债二千五百万英镑，公然向革命势力和全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所谓议会政治、政党内阁随之破产。为此孙中山、黄兴揭起反袁旗帜，发动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爆发后，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当局，积极支持袁世凯，领衔通电全国，声讨孙、黄发动的“二次革命”。但是，陕西的革命党人邹子良、马文明(开臣)、吴聘儒（希真)等，积极响应“二次革命”，在邠州、乾州一带发动倒袁运动。陕西当局奉袁世凯的指示，以“扰乱地方秩序”为名将邹子良、马开臣逮捕杀害，吴希真逃离陕西。陕西当局还以“勘乱”为名，于一九一三年八月镇压了陕西第一师团长王生岐起兵反袁的运动。王生岐被迫退往河南，与河南的白朗起义军会合。一九一三年，陕西当局解散了陕西国民党，排挤国民党员出省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