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盟会在国内外创办革命刊物建立革命团体

    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在东京先后创办了《秦陇》、《夏声》、  《关陇》杂志。《秦陇》杂志以党积龄(松年)、郗朝俊、马步云、张蔚森分任总经理和事务、会计、印刷；《夏声》杂志社是杨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等组织的；《关陇》杂志社是谭焕章、崔云松(迭生)、郗朝俊等组织的。这些刊物热情地宣传革命思想，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勇猛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行径，秘密地运回国内发行，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潮流的发展。在国内，同盟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张瑞玑(衡山)、张渊(深如)、南风薰(南轩) 创办的《兴平报》(后改为《帝州报》)，郭忠清(希仁)、王铭丹(敬如)、贺绂之等创办的《丽泽随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盟会建立的秘密团体和工作据点，在西安有张铣组织的教育总会，钱鼎(定三)、党仲昭(自新)、张钫(伯英)等创设的武学社，郭希仁、曹树勋(印侯)成立的声铎社等，焦子静、张拜云、吴星映、邹子良等开办的公益书局、健本学堂、女子学堂等。在外县有各县的教育分会、三原的勤公社、蒲城的良友社、泾阳的柏氏花园、同州的师范学堂、耀州的庙湾牧场、宜君的马栏山铁矿等秘密工作据点。这些团体和秘密工作据点，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聚集反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公益书局为例，它附设印字馆，除运销一般新文化读物外，主要是推销日本、上海等地出版的革命书刊和革命人士的著作，如有《民报》、《夏声》、《关陇》等杂志，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等。它还秘密翻印、发行其他革命宣传刊物，起了和进步人士、青年学生联络感情、沟通思想的桥梁作用。此外，同盟会还利用一些合法机构如驿传房、咨议局等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四)同盟会领导的学生运动

    辛亥革命前，陕西较有影响的学校，在西安有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在渭北有三原宏道学堂、同州中学堂、蒲城县小学堂等。同盟会在这些学校的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会员，进行革命活动。其中一九O八年发生的“蒲案”影响最大。一九O七年，蒲城县教育分会成立，推同盟会员常自新(铭卿)为会长。教育会成立后，在县城小学堂进行活动，并以提倡“天足、兴学、戎烟、息讼”为掩护，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县教育分会的活动引起蒲城知县李体仁的惊恐和注视。一九O八年八月，李体仁派遣亲信为学堂管理员，以监视师生活动，遭到反对未遂。九月，李体仁借故迫使常自新等辞职，激起全体师生罢课示威，并宣布成立“自治公学”以相对抗。李体仁便以县教育分会“鼓动学生图谋不轨”为名，捣毁了教育分会机关，追捕了常自新和学生三十余人，严刑审讯，常自新和学生均遭毒打，致死学生一人，激起全省教育界的公愤。三原宏道学堂学生首先罢课，声援蒲城的革命师生，接着各地学生和知识界纷纷抨击地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行径。省城的师范、高等、陆军等学堂的师生代表，在省教育总会集会抗议，并以教育总会名义发出三项决议：一、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案”师生；二、推举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三、坚决要求惩办李体仁。次日即到巡抚衙门请愿。西安各界人士还隆重地为“蒲案”死难学生原斯健举行了追悼会。留日的陕西学生发出了《致〈夏声〉杂志社书》，要求申明公理。陕西在京的一些开明官员亦联名上奏，要求严惩李体仁。在群众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李体仁撤职。“蒲案”斗争的胜利，对陕西各界的革命情绪和运动起了很大的鼓动和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