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爱国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前面已提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正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下萌发的。但孙中山基于现实的考虑，并非在革命之初便高举反帝大旗，他的反帝思想有一个由隐到显的发展过程。本文不拟历数孙中山的各种反帝言论的主张，而只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解与反帝任务之长期性的思考略作梳理。

    首先，孙中山对反帝与反满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有清醒认识的，可以说反满呼声已潜在包含了反帝诉求。清末政府不断丧权辱国，清廷已变为“洋人的朝廷”。所以孙中山说：“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故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庸奴误国”一语便是基于对满清朝廷已成为洋人帮凶，因此欲反帝不得不先反满的认定。于是他进而主张：“为之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明确说明“反满”是要解救“瓜分”之急。

    其次，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政治力、经济力、人口力的三重侵略。政治上中国毫无主权，且面临瓜分之急；而经济力的压迫甚至“较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所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振兴中国经济以抵抗帝国主义经济力之侵夺的构想。也正因为对帝国主义的深刻认识，孙中山认为“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另外，孙中山晚年还提出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携手，一起反帝的主张。

    再次，孙中山认为反满反封建的任务需要列强的支持，至少是不干涉。1904年孙中山曾向美国人民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讲演，呼吁美国支持中国革命。袁世凯篡位后，孙中山对列强的态度十分失望，但是依然希望能尽量争取让列强不干涉中国内政。在1922年的《徐世昌退职后对外宣言》中，孙中山声明：“予今以中国事实上唯一合法之政府……谨宣言于条约国：请于中国内争之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宣言。”

    最后，孙中山反帝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方面，从三民主义整体来看，孙中山并非不反帝，而是将“反帝”主题寄寓民族民主国家的建立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中。除民族主义应有明确的“反帝”口号外，民主主义乃是谋求国家政治民主与进步，民生主义乃是对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孙中山深知，只有这三者协同并进、一齐得到解决，才可以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为近代的“反帝”主题已不如封建时代那样单纯，他们所面对的已不是马背上的敌人，而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全方位渗透与控制，须得将病源连根拔除，方可医治创痛。另一方面，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对革命、建立民族国家的通盘计划与具体步骤都有清醒认识。中国历经列强政治经济之侵夺，又经战乱屡兴、烽烟迭起，国力实已虚弱之至，人民疲惫不堪。而孙中山所兴之革命党虽经数十年之经营，已蔚成规模，然在实质性力量上，却是“一帮亡命之徒，何尝有底盘？何尝有钱？何尝有兵”？国内资产阶级又一直处于内外交迫之窘境，无所作为。因此欲一举灭清并逐列强于我国门之外，实非革命党力量所能及。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革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他在1923年11月1日对国民党的演说中明确地说明革命的成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说自己曾在1921年与苏俄大使谈话，自称中国革命30年能成功便可满足，言下以30年为长久，说明自己有远谋，俄国大使答曰俄国革命100年能成功便满足，且要眼下便努力去做。这使孙中山十分吃惊，更下定长久之决心。所以在“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算成功”时，孙中山仍夙夜忧思，如何继续奋斗以达到创立真正的“民国”之目的。革命事业千头万绪，而早年焦点则在反满，故一时排满风潮遮蔽了反帝呼声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