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893年广州兴中会的宗旨是要推翻清异族政权。1894年，孙中山经多方奔走，于11月间成立檀香山兴中会，在反满宗旨之外，更立以“创立合众政府”之民主建国目标。不仅如此，檀香山兴中会在组织方式上也较广州兴中会具有更多民主色彩，其章程规定各层领导与办事人员均由“公举”选出，完全超越了旧式会党的江湖习气。无论从入会誓词、组织章程，还是从活动内容上看，檀香山兴中会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社团或秘密反党会社，它的成立实际上宣布：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从此诞生了。

    檀香山兴中会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而在此后的1895年，孙中山在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的谈话中，则首次提出要“建立共和国”，当然是指资产阶级共和国。在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更具体地提出了如何“创立民国”的革命纲要，并对现时之革命与“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之不同任务有了清醒的认识：“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此时孙中山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视界下，已完全具有了新的认识，用他的讲话，“非惟除满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这已经是从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视角，来看待反满的深层次意义了。鉴于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他进一步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又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待不可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至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才真正在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主题下，高度融合为一体，并各自发出新的内涵，反满不仅与种族革命，更与反封建专制紧密结合起来：“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

    为了进一步与建立民主国家的主题相适应，孙中山在新的视角下对满汉关系重新进行了考察。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他客观考察了满汉两族的不同活动区域和历史交往，并进而认为，在政权问题上，在汉族世代活动的区域，其政权亦应归汉人所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因此要求“还我主权”。虽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中国”与“主权”二词之内涵的认识，都较之此时更科学，但与此前的反满言论相较，孙中山的认识已经客观、理性、深刻得多了。

    孙中山又客观考察了满族入主中原后对汉人的民族迫害，要求民族主义：“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又历数满族对汉人的十一种虐待。在他所谓的虐待中，有许多诸如限制“自由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不按“法律程序”等等，均带有民主主义色彩，对满族政权而言实在是苛求，但正是其反满思想中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反专制要求相辅相成的表现。

    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孙中山又对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批评：“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而实际上“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只是“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逐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外国移民，违者即予处死”，因此，“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

基于对满清政府之腐败无能的痛恨，孙中山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基于对满汉关系的客观认识，孙中山又明确反对民族复仇主义：“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便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又说：“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谓以民族主义和国内诸民族也。”在这里，中山先生从中华民族整合更新的立场上看问题，预示着辛亥革命后其民族主义思想将有进一步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