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内孙中山尽量从建立民族国家的视角统一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其民族主义也更加具有政治正确性，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此时孙中山还未彻底摆脱传统夷夏大防观念的影响，因此他时不时又重新回归到比较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上来。比如，直到1904年，他还声称：满洲为“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谓“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这就与反清复明之会党无甚区别了，又大肆宣扬“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斥责保皇派为“汉族之奸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孙中山这种立场的游离与矛盾正是转变期的特征，它预示着一个更加成熟和更具开放性的民族主义思想即将脱颖而出。

    辛亥革命后，满族政权已被推翻，许多革命党人“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去做”。这种局面，固然是过度强调“反满”而使建立民族民主国家之主题反被遗忘的结果，也正是革命党人对革命主题的这种普遍误解与革命成功的巨大幻觉所产生的懈怠情绪使孙中山忧心忡忡，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转而思考如何从头收拾人心、鼓舞起革命斗志，并进一步明确革命方向。这一时期，孙中山在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主题的参照下，一方面充分吸收国外对民族主义成功运用的经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资源、对之深入反思，并加以改造，进行论证，重构民族政策。

    孙中山对西方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是十分推崇的，早年曾力倡：“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世界历史上，引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之兴起的恰好是这样一些基本要求，即在政治上追求对外的绝对独立、反对他国干涉等等。近代自由、平等精神之挺立，是离不开民族主义精神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人民主权和民族主权于是需要协同进步。

    孙中山充分吸收了西方学者对“民族”与“国家”等概念的界定，并加以改造。比如他曾以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对“民族”之内涵加以界定，认为民族由五种自然力形成，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几乎是直接来源于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之七特征说。达尔文进化论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他认为《物种起源》一书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之巨著，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应该说进化论思想是十分符合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忧患意识的，自然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原则，似乎也适用于民族兴亡问题。进化论与中山先生深层民族忧患意识的结合，使得他始终对民族思奋图强保持清醒的认识。在许多人认为反满业已完结，民族主义旗帜亦应收卷雪藏时，孙中山却高瞻远瞩，将民族主义赋予更深远之内涵，推陈出新，提出了永续发展的民族观。应该说如何使得民族文化绵延不绝，是世界各国值得请教中国的地方之一。他说：“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另外，俄国十月革命给孙中山提供了民族主义对建立民族国家之重大作用的现实素材。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也是面临内忧外患之境，孙中山认为，当时“最符合俄国人民心理者，莫如民族主义”，因为俄国反对强烈束缚之民族主义兴盛，才使得俄国人民焕发出极大革命热情，起而推翻沙皇统治并瓦解帝国主义的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