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雅君

    孙中山先生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感召并领导有识之士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以“民治”与“共和”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家。二是创立并推行“以民为本”的建国大纲，为中国的国体日后走向“共和”建构起至关重要的政治框架，当然还包括推行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之后，今天理性纵观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及其发展演变，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三民主义都有诸多相同和相近之处。在毛泽东、蒋介石主政时期都充分体现出“以党治国”的特性，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二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内容，即，其做法都与建国三程序中的“训政时期”特质显出惊人的一致。

    在邓小平、蒋经国主政时期都秉持着重“民生”讲“民意”的政治理念，放手发展经济，促进对外交流，推行并建构法治社会，两位领导人相继将台湾的中国和大陆的中国引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他们的做法同样体现出建国大纲中三民主义的要义，我们将这段时期看作是建国大纲中的“训政时期”向“宪政时期”的过渡时期绝不牵强。这段时期是海峡两岸的中国发展最快的，是最得民心最顺民意的时期，我们从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两岸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所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敬重，足可显现领导者顺应“民心”的重要性，足可以体会到孙中山先生的睿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海峡东岸的台湾中国已经步入了“宪政时期”，执政党的轮替既锻炼了中国国民党，也使人民经受了一场民主的洗礼。台湾中国在宪政之路上虽然走得步履蹒跚，但是这只是初生良驹的学步，当人民真正学会民主，政党真正学会履职之时，孙中山先生的“以民治国”理想就能得以实现。

    而在海峡西岸的大陆中国正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心的政策，目前已经步入经济大国的行列。毋庸讳言，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由于政治体制严重滞后带来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显现，收入的两极分化在持续加剧，公权力和财富支配权的滥用、形形色色的贪腐行为在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下迅猛地滋生，这个尚待完善的国家机器正在被其侵蚀。因此，只有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于民，使国家顺利进入“宪政时期”，才是大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统一中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目前的政党体制是历史地形成的。共和国成立之始，共产党既无成熟、完备的政体理论也无实际的执政经验。体制的设计主要照搬苏联的模式：党在国之上。大政方针的执行主要依靠共产党的在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中的崇高威望和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转，带有明显的由军队管理体制过渡而来的痕迹。多年来，建立一个良性运转的、健全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一直是执政党几代领导人的奋斗目标。

    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持续、强有力的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构成了整个社会严重的不和谐。法治滞后、贫富差距增大、行政低效运转以及官员的严重贪腐已成为社会性难题。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意识在逐年提高，对于民主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洲、亚洲等许多国家纷纷从无党制、一党专制、君王独裁、军人干政、王朝统治等，转换成了权力能够得到有效制衡的宪政制度。民主改革、依法执政、实现权力制衡、建立公民社会已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台湾社会经历了多年的民主选举阵痛、族群利益冲突和党派意识形态纷争后开始走向成熟，新一轮政党轮替中政权的平稳交接标志着台湾已稳健地迈向了良性民主社会。同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政治体制提出了严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