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中山学”的研究对象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孙中山现象，举凡孙中山思想与实践所处国内、国际的时代背景，所涉及的国内、国际社会中的人与事，所造成的国内、国际影响，等等，都属于“中山学”的范畴。“中山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及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化……于一体的一个层面。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论研究对象是哪一个领域，都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正应了先贤的一句名言：史学乃万学之母。

    一般来讲，“中山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揭示既有史料所反映的特定任务、特定事件和特定时期的思想现象，以及各类思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而探索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和个别规律。台湾史学家王汎森借马克思·韦伯那一句“人是搭挂在自己所编制的意义网络上的动物”引申说“人同时也是搭挂在其生活网络与社会网络之上的动物”。（转引自王东杰：《走向多元动态的思想史——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载《历史研究》2005第6期）孙中山与世界大多数人一样，他的意义网络、生活网络和社会网络是由许许多多具体的人、事和思想“细物”构成。因此，“中山学”不仅仅是以往孙中山研究中所揭示的有关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许多史料，它还需要外在世界已知和未知的多个方面的支援与补充，正如尚明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研究与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一世等革命家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差之甚远，就深度和广度也存在弱点和不足。例如关于孙中山的国家建设、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思想和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的考察和探究还需深入，过去畏忌、敏感的如与前苏联、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研究尚不充分。又例如孙中山思想与社会思潮，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14年的海外经历，对孙中山发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作用和影响，这种种“历史碎片”都还需要费力气收集、整理、挖掘、提炼，以还一个生动的、真实的、全面的孙中山。至于多年来已具规模并有硕果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例如，孙中山如何对传统儒学研究与改造，对传统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孙中山如何对中国、中西不同思想传统的融合与利用；我们应如何对待特殊时期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研究中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评判；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对孙中山的评价，等等。

    因此，我们试提出“中山学”的主要任务：

    1、“中山学”应研究孙中山思想的成长史，成熟史。研究孙中山思想、情感是如何以及怎么外化或对象化的；研究客体化的对象事物——例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与世界——是如何以及怎样接受或体现孙中山精神、思想、神韵甚至心理素质结构的；

    2、“中山学”研究产生孙中山思想的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对待与统一，以及由此对待与统一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并如何推动孙中山走向历史的永恒；

    3、“中山学”研究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今各个历史阶段中国乃至世界重大事件、文化现象发生、发展和衰微、消亡过程与孙中山及后孙中山的关系。

    总之，“中山学”是关于“中山学”的主体——孙中山的追求、欲望、需要等等主观性的综合研究，“中山学”的客体——孙中山的追求、欲望、需要被转换或固化为实存的研究，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研究。

    基于对孙中山及其纵、横社会生活关系和影响的反思，我们认为，无论是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或说是一个开创世纪奇迹的伟人，是中华民族的“国父”，都似乎简化了“这一个孙中山”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因为，这不只是对孙中山“个人”的研究，是一个“纯学术”的课题，也应是一个对中国、甚至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怀问题。当然，我们不可只为“现实”而不顾历史事实或政治史事实。现实关怀无法脱离全面的、不偏不倚的学术研究。在孙中山研究与时俱进地拓展和创新之时，我们“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的身份认同，与前辈对孙中山追随、评价的榜样，是否应当促进对孙中山思想和革命、生活实践应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知与理解，是否应该将对孙中山已知或将要认知的史料、史实，通过我们的研究将之转化为学术知识时，不仅更清晰彰显一代伟人的面貌，同时也展现相关社会环境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