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自“文革”后迎来复苏，即以高度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关注中国近代史的发生、发展和逻辑走向。某些方面不乏深刻的学术思考，构建了对中华名族乃至国际产生影响的研究框架。因此，众多学者指出，“孙中山研究始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门显学”（章开沅），“孙中山研究正朝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孙学’发展”（尚明轩）。正由于孙中山研究仍具有巨大空间，所以，它“是一个永远不会穷尽，永远不会枯竭的常青课题”（李文海：《孙中山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创新》载《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学者们的论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百年前世纪之交，一段翻天浮云、震惊寰尘的岁月通过孙中山研究得以生动表现，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通过孙中山研究这个中介得以构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生、发展的系统化体系。如果说孙中山研究是关于研究孙中山或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科学，那么，未来的“孙学”或者“中山学”便是关于孙中山思想与实践（或可统称为孙中山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内因与外因的规律）及其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这里，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中山学”的创建已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了。这就是，一方面孙中山研究在已取得很多高水平学术成果之际，要有所创新，唯有如邓小平所说那样，要能够说点“新话”，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孙中山研究遭受冷落、冷遇，与毛泽东被遗忘，鲁迅受攻击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一块阴影（钱理群：《“鲁迅”的“现代价值”》载《社科辑刊》2006年第1期），这些东令人倍感孙中山研究要有重大突破，为由提出符合崛起中国、和谐中国需要的新任务，拓展研究新领域，引进国际学术研究新思维、新方法，丰富研究手段，是研究方法多样化、多元化，一言以蔽之，孙中山研究需要进入“中山学”的新天地。

    虽然，孙中山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而西方分科分系的近代教育和学术系统尚未侵润其中，同时，中国宋代以降，门户之分的学术对立（如“宋学”与“汉学”，“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也未对中国学者造成困扰，相反“跨学科、超领域”的学术科研方法不期然地悄悄影响着孙中山研究，没有妨碍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理解。

    因此“中山学”的科学归属和定位，最重要的依据，是他应当包含的内容及其社会历史影响与价值。数十年来，孙中山研究一直在史学领域进行，也取得一定成绩。学者间将孙中山研究归属于历史，归属近代史及民国史，有其逻辑必然和规定。随孙中山研究的学科定位，可以看出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即，历史是“统整性的汉学”（牟复礼），是“万学之母（后）”（李约瑟）。人们通过对孙中山研究领域状况的了解，可以清晰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广义史学的影响。孙中山研究接续了中华学术传统，应当予以肯定和进一步探索的。然而，我们毕竟是在21世纪提出“中山学”的课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将西方学术中越益发展的“跨学科、超领域”的趋势，与中国广义史学要求相结合，从而注入“中山学”的研究之中，当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为此，我们尝试提出“中山学”的学术路子是：一种应用整体的人文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进行孙中山思想与革命实践的研究学科。对百年来孙中山研究及其成果的巡礼，我们似乎能够看到“中山学：正从初级的史事计述，史迹钩沉以及史料学的框架中一步步走来，他的科学性、人文性正日渐显著，正如尚明轩先生所指出的：“孙中山研究发展势头持续高涨，想前推进。对于孙中山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更为具体细致；将孙中山思想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论述，视野不断拓展，题材广泛，一些专题研究有所深化，研究难点开始突破，……逐步摆脱了政治框架的束缚和主观因素的干扰，更加学术化；……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拓展了研究领域；……孙中山研究有重要突破的象征。”（尚明轩：《中国内地半个多世纪来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发展》载《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这一平实客观的评价，可以认为孙中山思想研究者们已经重视并追求孙中山研究中用具有的全面、真实的人文价值。由于观念、方法的进步孙中山研究正成为一个丰富的，动态的过程。通过不断拓展和创新的孙中山研究，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孙中山及其历史场景终将再现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