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二者是合人类内外行为而言，也是统论人类一切心物之间最普遍、最根本的两种行为或活动。迄今为止，人类科学分化越来越多，可是，从另外的划分标准看，无非是从心灵、意识、思想到行动和行为连续过程的区分性认识形态，也可以说，心灵和事物是世界上终结面对的两种实体，而其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知、行。从目的上看，人类的存续就是为了知、行二者，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知、行两个范畴比西方的理论和实践范畴具有更宽的用途，在今天的哲学界理应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应该在中国知行理论探讨的遗产上做出新的成就。孙先生的知行观对我们今天发展科学文明有几点深刻的启示，这是我们最宜加以研究的：

    其一是，其知行观以及中国哲学史上有关知行关系的合理论述，可以用于科学发现过程和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构一种新型的科学发现理论。

    其二，近年来，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兴起，如果对知行范畴及其关系重新定义，则可以将知行关系引入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这有可能对认识与社会、理性、认知和社会等的探讨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可能开辟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

    其三，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孙先生的观点仍然有直接指导意义。他似乎出于立说方便而用了历史参照系，可是，我们可以将其运用于科学创新的需求。任何科学创新都不能是知而行之，换句话说，任何科学研究始终都是处在从不知到知的过程中，同时包含有不知而行、行而致知、知而行之三种相互作用的境遇和活动，科学研究因此始终需要探求勇气、理论参与和不断的理论建树三结合。

    其四，我们在对学者的要求上要分知分行。孙先生指出，知行合一学说在科学时代，指某个事业是适当的，要是说“乃合知行于一人自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6：198）。因为科学愈明，则知行分工越突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孙先生将经济学中的分工论运用到知行关系上，提出“分知分行”（6：198）。这个认识有创新意义，更有实际意义。科学认知更多地是内在、心脑之间展开的。知识一并只是团体在今天已经成了社会的大脑，以“不见行”而否定知识形态的劳动，就等于取消了现代社会进化最重要的发动机。

    其五，就我国而言，孙先生有关知行关系的科学哲学思考，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仍然具有思想启蒙和科学精神培育的价值。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不可漠视存在大量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在本质上是理性精神缺失的危机。回顾近代科学和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反观今天我国社会、科学界、高等教育界、科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合科学精神的规定、制度、导向和强迫，因此我们不能不觉悟到：只有自由独立精神和理性能力的发展才能振兴中华。

    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对中国人的心性进行反思的先行者。自由求知、求真、原创、理性权威、知行共进尚未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心灵习惯、智慧德性和价值指导，所以我们对中国心性传统的反思和重建仍然任重道远。（作者谢阳举系民革陕西省委会直属西北大学支部主委、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导、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西哲学比较、现代环境哲学研究。）

1、《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二版），6：157（以下引《孙中山全集》均简称《全集》，且均以文中夹注形式标明卷次和页码；页码标准格式是：冒号前数字表示卷次，冒号后数字表示该卷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