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现的经典表述之一是“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3。这一命题更明确的表述是“非知之艰，行之惟艰”4。老子、孔子、墨子、子思、孟子、庄子等对知或者行都有很多论述，但是直接将知行范畴放到一起讨论的论述不算典型。荀子认为知要落实到行，“知之不若行之”，“知之而不行，虽教必困”5。北宋程颐高度重视知行问题，他虽然接受知易行难说，但是提倡“以知为本”6，主张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南宋的朱熹对知行关系有许多论述，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7，不过又主张功夫全在行上。明代王阳明认为“知”指人心的“灵明”，力主知行合一论，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8，被后人指为纳行入知。明清之际王夫之一方面颠覆程朱知先行后的看法，认为行先知后，说天下事情没有认识尽了才去行的道理；一方面又认为知行互为中介，“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9。以上说法有共同的言说特点，一是或潜或隐，多针对伦理道德对象说事；二是从先后或者难易上辨析。二者都带有很大的局限，使得纯粹知识、理性能力和道德伦理、实践理性的讨论混同在一起，妨碍了知识论的发展，也限制了实践科学的发展。深层原因看来还是由于中国思想文化在源头上科学理性精神动力不长足造成的。实际上尽观中国古代知行理论，人们会发现其实充满着循环和混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可以接受：中国古代理性能力、理论理性、认知主体、知识体系尚没有足够发达，而个体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的科学也没有独立基础，知行说这个问题甚至很难定义和刻画成纯粹思想的对象。

    诚如孙先生所言，知难行易说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知行关系观。孙先生着力批判的是知难行易说，但是剖析孙先生的具体论述，已经是站在现代科学发展阶段对知行关系的崭新审视和重建，具有现代科学支撑基础上认识论反思的价值，又因为他将其和中华民族心理（实际上包括认识）结合起来，就起到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批判的作用。为破知易行说，孙先生共列举十件事实作为证明。

    第一是以饮食为证。饮食带有本能的特点，人和动物一出生，不待教就能实行。但是如果问其“底蕴”，孙先生说，“不独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学已大有发明，而专门之生理学家、医药学家、卫生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有专心致志以研究于饮食一道者，至今已数百年，亦尚未穷其究竟者也”（6：160）。这里，孙先生显然指，饮食卫生的科学理论知识是很难掌握清楚的。就中国而言，其饮食之道向来为外国人惊异和称道，中国饮食例如猪血、豆腐等食品的开发历史悠久，还有烹调技艺的创作堪称举世无双、世界之冠，可以说在西方号称精于烹饪的法国人也羡慕不已，而且按照孙先生看法，中国食品和烹调方法还暗合于科学卫生知识，例如素食和五味调和术。但是，中国饮食之道毕竟是“习之成自然”（6：163），即令妙手巧妇，烹得一手好饭菜，恐怕也不知所以然。不过，不“行”是不可得知的。仔细分析，孙先生这里指的是，中国饮食之道属于经验性技艺积累的知识，是行之而不知其科学上的所以然。他这里的论述，仍然是为了说明关于饮食的营养卫生科学是在经验之后的，也就是在“行”之后的，这同时见证了“行”之不一定知道究竟，也能说明“知”更难。行及其经验，很大程度上说，仍然是这样、那样的知识，是关于如何操作的知识，而不是在科学上成立的为什么的知识、揭示了原因和原理体系的知识、类的知识、概念化的知识。孙先生接着从饮食方式和人体健康的关系上解说知难行易，同样印证了这方面中国有高明的经验，但是有关的科学知识在今天的科学状态下仍然是难知究竟。在孙先生眼里，“由此观之，身内饮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终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货问题，人人习之，而全国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证明行之非艰，知之实惟艰也”（6：169）。孙先生这里以自然科学一例立说，从他分析的总倾向看，突出了获取知识，求知、求道，即真理认识和科学理论的困难。尽管他未必仅仅是为了突出知高于行，可是，起到了推崇科学知识和理性求知愿望及能力的莫大意义，当然一并包括其艰难之处。不过其论述也附带透显出，从自发性人类科学史看，就知识源头上而言，不行不知，先行后知，行先知后，知高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