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以用钱为证。用钱是文明人后天习得的行为，可是人们视其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对于钱的本质、用途，一般人未加深思和实求。孙先生概述了专门钱币学者对金钱性质所做的七种归纳，认为“古今中外，皆采用金银铜为钱币者，以其物适于为百货之‘中准’也”（6：170-1）。西汉起初下令铸钱，后来钱币多了，又禁民铸钱。孙先生以为，西汉开始为货少所困，后来为货不能流通所困，桑弘羊推行均输、平准之法，使用金钱，国家买贱卖贵，这样货畅其流，国家、人民皆得其利。他叹惜道：“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孙先生讨论了商业市场、交易、买卖的历史，从劳动分工和社会发展角度指出，“不知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自耕而食、自足而衣之兼业可以废；至金钱出，则日中为市之制可以废；至契券出，而金钱之用亦可以废矣”（6：175）。他借鉴欧美学者的言论，提出人类生活程度有三期进化，即所谓：“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6：177）。阐述了货币、金钱、纸币和契券的起源和发展。孙先生知识广博，重视的是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理论，而又善于分析和解说。他特别提出金融信用问题。他谈到的知识涉及到今天的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当时一般人确实知之甚少。他感到，要不是仔细研究财货、银行、币制、工商等历史，是无法认识金钱的用途和现状的，他的结论是：“世人只能用钱，而不能知钱者也。此足证‘行之非艰，知之惟艰’”（6：179）。这里是以社会科学为例，揭示专业科学知识来之不易，一方面说明了人类货币知识自发产生的过程是行在先，但是就自觉的科学理性程度而言，学科知识后成而且更难。

    孙先生又以创作为例，否证知易行难说。中国文字在古代传播广远，历代能文善书之士极多，可是，“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6：181），所以即使历史上大文人也说不出作文的法则是什么，就连普通的语法结构也是能用而说不清形式规律。孙先生这里，“文法”指西人之语法（Grammar），“文理”指西人之逻辑（Logic，中山先生认为当翻译为“理则”）。他认为“然而数千年以来，中国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无人发明文法之学与理则之学……”（6：185）。这个例子是从语法和逻辑方面证明，普遍形式规律和论证是不容易获得的，系统自觉的科学知识则更加难得，而且顺着自发的历史，即使作文技艺达到很高成就，也不一定能自行进化出这些东西。这个例子比上面两例更进一层，是从文法和逻辑层面上的例子，它们是各门知识通用的准则，比如，逻辑是“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6：185）。

    上述三件事，第一件人人能行而其学难明，第二件事文明人能行却难明其道，第三件事文人学士能行之而不知能行之规则。即便从事专门研究三件事之间的道理的，穷其毕生精力也有多不能知的。在孙先生看来，都说明能行而不能知的在在俱有，从而证明了“行之非艰，而知之实艰”。

    接下来孙先生又增加建筑、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七件事实作为例证。这七件事也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涵盖从工程到当时先进的基础科学。其一是建筑，他认为中国那时还没有建筑学，建筑学涉及到经济学、物理学、美术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中国更不成系统，所以说中国人的建筑不是靠建筑学知识，相当于行而不知。中国建万里长城、开运河也没有工程家预先规划、设计和预算，当然即便有专家也难以给这种工程作出精确规划，可见长城、运河是因为需要而逼出来的。孙先生以为这也证明知难行易。这三个例子都是工程事例，工程科学显然不同于理论学科、基础科学，它本来就是实践性、技艺性特色很强的学问，而且工程中不确定因素也更难控制，需要专门学问。表面看来，这三例中孙先生似乎混淆了不畏难、不知难和认知之难，其实这里透视出，某种程度上孙先生不仅考虑到了客观的困难，而且看到了认知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自身限度，突破这个限度自然更加困难。换句话说，任何科学技术活动实际上都带有探索性特色，一劳永逸、穷尽一切的科学实际上是没有的，个人的科学也是不可能壮大的。电学、化学、进化论都证明从零散的、自发的、经验性的、特殊的、具体的、直观的实践到自觉的、理论性的、普遍性的、系统的、概念性的、反思性的知识之间存在极大差距。从具体科学历史入手，进行知行关系分析和总结，这是孙先生比古代学者高明和占有优势的地方，也是时代不同提供了条件。这样的分析虽然还受到知行范畴框架的约束，可是明显具有科学史研究的意义，至少我们可以说，孙先生站在科学史的高度，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提出了全新的诠释、裁断和论证，这是中国哲学近代化中的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