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之痛”的直接起因虽然在于革命的失败，可是其引发的反思性深度超过了革命活动本身的范围。对于革命受挫，孙先生认为，“然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6：158）。这个思想错误，他认为就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个说法，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所以，他又说：“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尔，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乃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多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6：158）。出于这种思路，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即“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之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6：159）。他取法于兵法“攻心为上”的故言，决意从纠正“国人社会心理”重新开始，因此将其阐述知难行易学说的著作改称为“心理建设”，列入《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我们认为，孙先生的“心理建设”是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反思，又是对中华传统认识论总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深沉反思。从孙先生对心的强调上看，他反思的要害似乎就是社会心理认识和信念的误区，甚至可以说他陷入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内在心性论或者心归因论。其实，从其著作下文论述的选材和其自身所受的科学教育看，他的反思带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

    笔者命名“中山先生之痛”基于两点认识，其一是，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的直接和显在意义；其二，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间接和潜在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笔者更在意孙先生知难行易说可能的哲学启发意义。放眼看来，中国现代化事业至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其实有更深的反思需要，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必须转型，中国传统文化中隐藏未发的专制细胞仍然具有活性。孙先生的反思具有典范的意义，可以设想，如果天假以年，让他继续往前走，他可能会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有更多的推进，甚至可能像近代启蒙大师一样直接从主体的认识能力出发打开理性思想之路。

 

关于知难行易说十证的回顾

    据孙先生的说法，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他是兴高采烈的。不料有人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先生之志高矣、远矣，先生之策闳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何”？他乍听到这样的质疑，感到恍然若失，感到自己开始也是坚信“行之惟艰”的，并且曾经以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勉励同人，再反思下去，才发现知易行难这等古人所传、今人所信的说法是“实似是而非也”，“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易行难’一问题，以研求其究竟”，于是悟出，“知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于是他致力于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6：160）。

    知易行艰说是中国哲学史上影响长久的一个命题，属于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的一种表述，蕴藏有太多的历史、政治、文化积淀。知行关系本身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它既是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伦理学难题。就中国哲学史看，一般认为，“知”广义上指知识、认识活动，狭义上指道德原则或实践理性；“行”与“知”相对，指行为、行动、践履、推行。关于该问题，有多种断定和表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