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清晨，陕西同盟会和新军、会党首领三十余人，在西安城西林家坟秘密集会，共商起义事项，公举张凤翔（翔初）为首领，钱鼎（定三）为副首领。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西安反清起义爆发，一举而成，省城西安光复。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军政府正式成立，起义部队定名为秦陇复汉军。祖父为军政府总务府秘书厅负责人之一，后任都督府秘书长。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攻陕西，潼关失守，清军逼近，形势危急。此时不少头领主张放弃西安，退守商洛龙驹寨，再图恢复。大都统张凤翙等人信心不足，担心西安不保。祖父力排众议，与同盟会骨干一起督促大都督张凤翙急调西路军驰援华阴。同时祖父主张坚守西安，绝不退缩，认为若丢失省城，则大势不可挽回。祖父说：我军与清军作战士气旺盛，惟财力缺乏。应“充实银行，通货币”，暂借各当铺的金银饰以充军饷急用，定会守住省城。“如此而犹守之不固，吾弗信也！”。祖父的意见在同盟会骨干的支持下，终被军政府采纳，潼关三失三得，转危为安，“陕局始定”。“其运筹帷幄之功，一时推为第一”，为取得陕西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陕西都督府的一些当权者投靠袁世凯，打击、排挤以井勿幕（文渊）为首的进步力量。祖父对此举不以为然，主张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同志应戮力同心，为民国共创始基，不计个人得失，以保民国。祖父在进步力量遭受打击之时，毅然坚持主张成立善后委员会，清理辛亥起义以来陕西军政府的收支账目，以廉洁政府，取信于民。祖父的建议遭到一些官吏的极力反对，他们密谋行刺，所幸被大都督张凤翙及时阻止。祖父的建议最终得到批准实施，翌年中央政府来陕进行财政检查，对陕西的财政账目表示满意。在陕西都督府的几年中，祖父担任过都督府秘书长、榆林道观察使、关中道观察使、关中道尹等职。

    民国三年夏（1914。7），袁世凯免去张凤翙（翔初）陕西都督之职，派其亲信陆建章督陕，攫夺革命成果，进一步打击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陆以残酷镇压革命志士闻名于世，有“陆屠户”之称。陆到陕后，一些昔日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当权者为了个人禄位，对陆阿谀逢迎，祖父深为不满，愤而辞职，加之官场腐败，尔虞我诈，祖父对此深恶痛绝，从此远离官场。

     民国四年二月（1915）祖父举家移居北京，住在四川营棉花二条。此时说客盈门，一些陕籍政客拉拢祖父支持袁氏复辟帝制，许以高官，均被祖父拒之门外。祖父虽无力阻止袁氏复辟，亦不与其同流合污。宁可鬻字行医，维持生计，决不趋炎附势。祖父收入微薄，仍然支持陕籍反袁志士，在北京棉花二条寓所为他们提供食宿。于右任先生敬佩祖父的德行人品，亲书对联一幅，委托惠有光先生赴北京相赠，联云：“救国尊今圣，读书为庶民”。惠又光与祖父密谈数日，他希望祖父返陕，共同举兵反袁。此时祖父已无意重返政坛，亦不甘心袁氏复辟帝制，遂以棉花二条寓所为惠有光先生在北京联络党人，提供食宿，建立联络点。后因家中来访人员日渐增多，不便保密，将惠有光先生移居四川营棉花四条延安会馆。此后祖父常与惠有光在邻近的菜市口大街“小有天酒馆”商谈大事，出谋划策。有时祖父会派我的伯父高建白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杜斌丞、马师儒前往看望惠有光先生或传递消息，为铲除袁氏重建民国尽绵薄之力。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为祖父两次颁发三等嘉禾勋章，以表彰祖父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贡 献。

     “九·一八”事变后，祖父主张全国一心、抵抗外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的父亲高元白先生携部分家人随北师大附中由北平迁往西安，祖父和堂姐振玉留在北平家中照顾有病的伯母贺淑兰女士（伯父高建白的夫人）。此时我的伯父高建白在西北军高桂滋部任旅长，率部在察北南口一带与日军激战。北平沦陷后，日寇侦知伯父高建白在前线与其激战而迁怒祖父，对祖父多次威胁，祖父傲雪欺霜，坚贞不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