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学，考察日本的政治、实业，并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时，陕甘留日学生在东京筹办进步刊物《秦陇报》，既无经验，又乏资金，便求助于高。高慨然担任主编，并为该刊写了发刊词，强调人要改变思想，振奋精神。他指出：秦陇人宜“聚精神以运思想，思想愈灵；由思想以鼓精神，精神愈奋。不出数年，百废俱举。吾关中豪杰、陇西狂士，必能与碧眼紫须众争黄池之一歃。”其爱国思想与激情溢于言表。该刊是陕甘留日学生在国外办的最早的一份爱国刊物，虽仅出一期，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高还集资从日本购回全套纺织机器，在米脂创办纺织厂。后因原料运输等困难，工厂停办。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机器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作用。
    从日本回国后，高投身于中国同盟会领导的反清斗争。宣统元年(1909)，陕西咨议局成立，高被选举为议员、副议长，与同盟会会员郭希仁及新军中同盟会骨干张钫等人一起，积极从事反清斗争。他还与其他同盟会员赴耀州(今耀县) 、肤施(今延安市宝塔区)、米脂等地，勘察地形，创建陕西畜牧场、庙湾畜牧场，并任主任(即场长)。畜牧场以养羊为名，实则为革命党人训练武装、制造炸弹及往来联络的秘密据点。
    1911年10月22日西安反清起义爆发，27日成立了陕西军政府。高为军政府总务府秘书厅成员。时清政府调集大军向陕西进攻，潼关失守，形势危急。有人主张革命军放弃西安，退守商洛龙驹寨，与湖北革命军联络，再图恢复。高力主坚守西安，认为若丢失省城，则大势不可挽回。他说：革命军与清军作战士气旺盛，惟财力缺乏。应充实银行，暂借各当铺的金银助济军饷，一定会守住省城。意见被军政府采纳，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做出了贡献。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陕西军政府中的一些当权者投靠袁氏，打击、排挤以井勿幕为首的进步力量。高对此举不以为然，主张有功于辛亥革命的同志应戮力同心，为民国共创始基。他还建议成立善后委员会，清理辛亥起义以来陕西军政府的收支账目。在张凤翙任陕西都督的几年中，高担任过都督府秘书长、中道观察使等职。1914年夏，袁世凯免去张凤翙都督之职，派其亲信陆建章督陕。陆以残酷镇压革命志士闻名，有“陆屠户”之称。陆到陕后，一些昔日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当权者为了个人禄位，对陆阿谀逢迎。高深为不满，愤而辞职， 于1915年2月赴北京。

    此后，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日彰，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为袁氏称帝大造舆论。高虽无力阻止，但决不与其同流合污，宁可以行医、卖字维持生计，也不肯趋炎附势。同时，专心治史，以通古今之变。于右任敬佩高的德行人品，亲书对联一副相赠，联云：“救国尊今圣，读书为庶民。”高对此联十分喜爱。由于时局动荡，他不能返陕，在北京居住长达20余年。五四运动后，他的女儿高佩兰回故乡结婚，他指导女儿创办米脂第一女子学校，为米脂兴办女校之始。“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强敌入侵之危局，他主张全国团结、抵抗外侮。其忧国之心，多表现于诗文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的长子高建白在西北军任旅长，率部在察北南口一带与日军英勇激战。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因痛恨建白而迁怒其父，对高多次威胁。高坚强不屈， 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 后离平回陕，1943年2月4日病逝于城固，著有《嘉乐堂诗文稿》等。《陕西省志 人物志》79卷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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