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山嘱托——密令和任命指明方向

    当时陕北局势紊乱，南边靖国军战事焦灼，北方绥远军重兵压境。段祺瑞政府令各省出兵，“九路援陕”，围剿陕西靖国军，绥远都统蔡成勋命沈广聚师和李际春旅在伊盟与陕北交界的沿边一带驻军，并挑起了“陕绥划界”争端。面对着杂乱纷扰的政局，承受着丧弟之痛的打击，井岳秀四顾茫然，他只愿远离纷争，但求保境安民，早已别无他图。恰在此时，中山先生的来信给他指明了方向。对中山先生的崇敬，对三民主义的信奉，是井、于、胡、杨友谊延续的政治基础。

    民国八年（1919）春夏之交，护法失败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派合肥李筱南先生携亲笔信来到榆林，面唔井岳秀。中山先生在信中首先对井勿幕遇害表示沉痛哀悼，高度评价井勿幕的革命业绩，赞誉井勿幕为“西北革命巨柱”；并对井岳秀表示诚挚的慰问，勉励井岳秀化悲痛为力量，密令井岳秀保存西北革命实力，为靖国军作藩于北，等待时机，响应北伐，再造共和。《二十二军军史》中对此曾有简要记述：“先是民八九年，军阀权势张甚，合肥老同志李君筱南衔总理命，间关来榆，密令佯与北洋军阀联系，以保持西北革命实力，嗣为靖国军作藩于北，羁縻晋、绥、宁军于榆、绥、靖、定间，俾三原军势得以恣意发挥，向南图进。”^【21】从此，遵照中山先生的密令，井岳秀逐渐将陕北变成了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和革命军的休整补给基地。

    民国十二年（1923）二月廿一日，中山先生第三次回穗，三月一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九月四日，赵西山等被委派为大本营出勤委员。民国十一年赵西山曾奉于右任之命，为宣慰陕西靖国军各路代表，赴广州觐谒孙中山，报告陕西革命战争情形，并献西北军事善后之策。赵西山等人持孙中山密令联络各省同志，遍历关内外诸军，宣达孙中山对于国事之主张，转赴榆林见井岳秀、杨虎城筹商大举。民国十三年（1924）秋，赵西山持孙岳、胡景翼密函赴广州，觐见孙中山请示机宜。蒙颁发井岳秀等讨賊军司令委任状五件，兼程北返。^【22】中山先生给井岳秀的任命状，现存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任命状为纸质，长约26厘米，宽约18厘米，为毛笔书楷体竖幅，共计六行，五十一个字：“任命状（大字第伍玖叁号）任命井岳秀为中央直辖陕西讨贼军临时总指揮。  此状  孙文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监印周仲良）”^【23】任命状上盖有“孙文之印”篆体阴文朱印一款，“大元帅印”篆体阳文朱印一款。中山先生的任命是对井岳秀的信任和肯定，也是见证陕西辛亥革命历史的珍贵历史文物。

    六、为靖国军作藩于北  助胡景翼治豫于南

    当时，段祺瑞政府欲调七省之军，入陕围剿陕西靖国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奉军许兰州部及直军张锡元部已经入陕，与靖国军血战正酣。绥远军沈广聚师和李际春旅也已陈兵绥陕边界，山西晋军和宁夏马家军亦蠢蠢欲动。井岳秀按照中山先生的指令，强忍心中丧弟的悲愤，没有兴兵讨伐郭坚部马凌甫、李新生、任申娃诸贼，避免了陕西靖国军的内乱，确保了陕北免遭战火蹂躏。他一方面着重解决陕绥划界纠纷，与绥远军对峙于边界；另一方面，又多方活动，打消晋军、宁军的入陕欲望，使晋、绥、宁军未能通过陕北向陕西靖国军施压，陕西靖国军始终无北顾之忧，陕西靖国护法才得以持久。

    井勿幕遇害后，援陕诸军失其联系，成顿蹙之势，叶荃玄即撤回川滇，王安澜、吕超等部亦止步不前，迅即出陕。陕西靖国军孤军奋战，受七省之兵围攻，六路人马，数万之众，顷刻瓦解，纷纷易帜，被北洋系悉数收编。其中，一路郭坚、二路樊钟秀先受奉军许兰洲收编；奉军离陕，二路随奉军东去，副总司令张钫亦迫于三原棼泯之情势，飘然去陕^【24】；一路后又被刘振华收编。六路卢占魁随叶荃部入川，残部在广元作鸟兽散。五路高峻先在澄、白抗击直军，又在韩、合抗击晋军，终因力不支而被刘振华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