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孙中山广泛学习了解西方文化，他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期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通过对西方文化14年（1878—1892年）的学习，孙中山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使他对中国日甚一日的民族危亡，产生了“医国”比“医人”更重要的思想转变，遂决计“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孙中山全集》第6卷P229），广络爱国志士和会党分子，寻求救国之路。

　　在流亡海外期间，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给孙中山留下十分深刻印象，他对新闻记者说：“且知文明来自西方，无论立宪主义、自由主义，皆借取英法意美诸国，吾国民深负文明债于西方也”（《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由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及其政治社会制度的学习，进而对中外国民文明程度差别的感知认识，成为孙中山政治思想和民权主义形成的主要渊源。

　　在对中西文化学习借鉴，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过程中，孙中山对现实中中国人的性格，或言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评议。例如，他在《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890年8月）中称赞中国人“没有排外精神”，“勤劳、和平、守法”；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详论中国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智能”、“发明能力”；在《三民主义》中，盛赞中国人的“世界主义”，“主张民权”和“重道德”。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并将之置于近代世界文化的大参照系中，孙中山同时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中国封建文化对中国人心理、心态的侵蚀，毒害。例如，他在《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中指出，中国人“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尚鬼神”；在《建国方略》（1917年）中，对国人的“不敢行”、“知识程度不足”、“不敢为主人”、“一盘散沙”、“贪污”、“自大”、“凝滞不前”、“不尚自由”；在《三民主义》（1924年）中，对国人的“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易走极端”、“反政府态度”等等，这些积习、恶习，思维惯性等，都给予深层伦理根源的剖析和匡正。（详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P20—33）仅就孙中山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民族性的这些观点和分析，联系到我们今天所诟病的某些人性沉沦、良知泯灭、责任消解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令人掩面三思！

　　其实，无论从孙中山踏入革命道路的动机目的，到积极组织领导辛亥革命，无论是孙中山在海内外各地的游说、演讲，还是著文阐发他的政治思想、民族思想、文化教育思想，都深切关注在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化传统影响、薰染下塑就的中国国民性格。尤其是在社会变化的动荡中依然通行不悖的由传统家族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积淀成的某些国民性格，成为孙中山立论著说的重要依据。凝结了孙中山毕生心血的《三民主义》，不仅“贯穿了取中外文化之精华而融贯之的宗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价值观、是在一种全新方位上重构中国的文化形态。”（田源等主编：《孙中山思想研究》P459）“新文化价值观”、“全新的文化形态”，正是以国民新的普遍性情或心理形态为基础的，正是以集中人民大众共有的文化精神表现才能得以构成的。

　　孙中山身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纷乱的年代，他之所以能不断回答并修正那个时代提出的种种问题，正是他基于对国民性，及其养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的洞察和思考的结果。故他提出的许多范畴、命题、观念可以接续古今，会通中外，并且，常常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永恒的意义。至今，对孙中山思想和实践的研究，仍然是一个不曾枯竭的长青课题，便是明证。

　　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孙中山思想、研讨“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开放”，倘若能从国民性格、民族性格的角度去拓展领域，创新思维，进一步传承孙中山当年所担当的匡正时世、导航精神的责任和使命，是否对当下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教育，践行“八荣八耻”，以期推进并逐步实现社会和谐目标，会有所启示和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