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最关键的是他在寻求救国救民社会发展中的道路选择。可以认为他的大部分言论、思想、学说皆是围绕此而产生建立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已处烂熟崩溃的前夕，在列强已经肆无忌惮地入侵瓜分中国之时，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道路有多条，而孙中山最终选择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腐朽统治，既利用外资、技术与人才，迅速发展本国经济，同时又防止资本主义流弊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这是一条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中国实际、接近新民主主义纲领的道路。他依据的是什么？我们以为孙中山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对中国国民性、民族性的了解和把握，同时比照了欧美诸国存在的社会问题。

　　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对人的认识和研究日渐重要和深入。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更出现了一种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两股主要哲学思潮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达，人的异化渐趋严重。作为社会中各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的集合体的“国民”愈益为不同制度、不同政体的国家所重视。而“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其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被称作为“国民性格”，是“一个国族之文化的精神表现”。（杨懋春：《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民性格》）它更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人文科学学者专家所关注。梁启超还特别指出：一种国民性格可以发轫于一个伟大人格的突然奇想，此“奇想”需经过时日扩大为一个社会群或一个国族的共意，遂可成为国民性格。（《中国历史研究法》）许多实例表明，国民性格正是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最主要的承载者和表现者。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当代，如何对自身能多所了解，对周遭环境、国民有所了解，才能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交流中认清自己，而不至于迷失方向。故此，过去的“民意”，今天的“国民性”，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所倚重，更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现代社会不可小视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社会发展推动力、原创力的根本。

　　通过孙中山的身世、经历，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以及从学交友，他能在那样一个特定年代、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成功地领导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这是他深谙并努力践行他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对中国人民身上所特有的国民性格，民族性格的了然与驾驭的结果。正是如此，孙中山就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他的一生无愧是昭示世人、昭示政治家的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二

　　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所提出的民族解放和独立，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制度，以及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裕的艰难困苦历程中，孙中山自始至终高举“唤起民众”的旗帜，不断以革命思想和大同社会的目标，团结、组织、凝聚千千万万人民，投身时代的洪流中。孙中山坚信，中国将获得与世界一切国家平等的地位，经济高度发达；坚信人民会生活富裕，没有西方国家贫富悬殊的弊病；坚信中国在有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极高的人格。孙中山尤其相信，富强起来的中国将对世界承担更大的责任，“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孙中山全集》卷2，P440）孙中山一贯主张恢复民族正气，发挥民族潜力。他极力呼吁教育要能效法中国历代圣哲弘道淑世的志节，要重视精神的养成，他认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学生需以革命精神努力学问》）。

　　为此，在艰辛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始终不懈地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其有益的思想养料。一方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等一系列讲演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真谛”，“……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孙中山赞美《大学》所规定的人生目标（或人的价值观），并由此向世人提出应当树立“为众人服务”的高尚精神，确立应有的新时代的“人格”的“国格”。他认为，人类的人格改好，社会当然进步，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都有好人格；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以改良人格来救国。孙中山把这种崇高的“民族之魂”尊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群体意识，并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这不仅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价值取向，审视当今，孙中山对人民精神面貌和追求的期盼所具有的思想深度与力度，仍然有着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