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惠民竭力尽心党务，热心革命事业，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〇八年，当井勿幕从日本回国时，孙嘱咐井回国后工作若有困难，可找惠民商量解决。一九一〇年，孙中山先生曾对有关同志谈话时称：“惠民年仅二十二岁，胆略过人，慷慨激昂，不惜牺牲”，并手书“博爱”二字赠于惠民，以慰勉之。

    柏惠民不仅竭尽全力投身革命活动，而且对国家、民族的公益事业更是热心赞襄。一九一二年五月，惠民先生派王悟尘身负机密使命回陕，并嘱咐王到其家取银五千两，用以救济泾河沿岸遭受水灾之人民。同年，安徽沿江数十县因暴雨袭击，成了水乡泽国，惠民又捐金三千两，派人分路救济灾民。时又逢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以身殉国不久，许多在广州求学青年学生纷纷退学，各回本省推进革命。先生按规定日期，在上海克复学报社招待陕、甘、川籍学生，酌情资助了路费，并联合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等地在沪同人，组织同乡会予以声援。先生又与赵菊樵、励树雄、徐郎西组织“平民救济会”，提倡工人储蓄，用以救济贫危。

    惠民对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清光绪年间，陕西遭受饥饿灾荒之后，大量青少年辍学。惠民以自己力所能及的私财，当即在本村兴办了效愚女子小学和男子小学各一所，在泾阳桥底镇创办了惠民高等小学。这些学生所用的课本、文具、制服等，全由柏家发给。此外，惠民还在西安开办了三育学堂和西岳庙女子小学，在三原设立了英（语）、算（术）专修学堂。同时，惠民又捐金万两，作为泾阳的教育经费基金，用以扩充校舍、购买设备之用。 对于柏先生这种热心兴学、赞襄教育的精神，当时的泾阳县令蔡元儒和陕西巡抚曹仲铭，分别给先生挂以“文明先导”和“信古好礼”的匾额。并为先生捐款兴学，特专折保奏清廷，奉旨赏戴蓝顶花翎，加封道员衔。当人们都以此向先生祝贺时，他只是一笑了之。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惠民闻之义愤填膺，加之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惠民好友宋教仁先生，被袁世凯杀于上海车站后，惠民悲愤异常，遂改柏氏花园“水榭亭” 为“隐忧亭”，邀于右任题写亭名，以寓怀念宋教仁之意。于同年十一月，含痛返里，积愤成疾。

    惠民之家，因有祖辈的精心经营，曾于外地和内地，设有不少商号，由于时逢国运失泰，时局动荡，所有祖遗商业，先后濒于破产。因此，一度众所周知的巨富之家，旦夕变为清贫之户。随之债台高筑，家境一落千丈。一九二八年，仅四川天成德商号，就欠三原忠信魁款八万七千四百两白银（折合银圆九万个）。同年七月忠信魁经理杨惠亭勾结贿通当地驻军魏凤楼，串通三原县长马某，以“拉票子”为名，讨还债务，于三原将柏惠民逮捕入狱，毒刑逼债达八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二九年二月，经省府建设厅厅长田雄飞（曾被惠民资助在日本留学）出面说情，变卖各地商号余产、房产，还清债务，被保释出狱。后来，陕西、甘肃商号先后倒闭，汉口商号存货又遭回禄之灾，付之一炬，四川商号纷纷歇业，上海商号负债累累。惠民困守家园，艰苦备尝。在此水深火热之际，家里的藏物楼又被火焚，多年积蓄化为灰烬。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此时，惠民身患痿痹，全身麻木，终日不语，病卧兴平，出入皆需人搀扶。于右任曾去探望，但爱莫能助。后来杨虎城将军主持陕西政务，方迎惠民至西安，予以参议名义，月送二百元，以维持其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柏惠民在西安六谷庄居住，生活更为艰难。亲友观之，无不为其感慨不已。他反而安慰亲友说：“你们没有听到老百姓哭天喊地的悲泣声吗？我比起老百姓来，还是处在天堂呀！”遂吟道：“天地为庐舍，精神寄太虚，形迹虽萧条，吾乐亦如昔。”有一次邓宝珊和几个老朋友去探望他，他照常询问国家大事，对抗日战争极为关注，闻胜则喜，闻祸则忧，对私人的事却一概不提。后因病势日重，身体日衰，遂又返回故乡静养。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惠民病逝，终年五十三岁。时局国民政府颁令褒扬。(作者柏仲英系辛亥革命前辈柏惠民之长孙女，民革陕西省委员会直属文史馆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