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同日，湖北独立，建立湖北军政府，22日，西安武装起义胜利，关中响应，23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陕西独立，民军领袖张凤翙任都督，陕西和西安是继两湖之后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省、市，接着江西、云南、甘肃、山西、河南......相继独立，到11月下旬，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中华民国也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于稍后正式建立。

    然而，革命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清政府仍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全国仍有不少地区，包括地处秦巴山区的汉中府及所属各县官吏仍在效忠清廷，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革命斗争仍在延续，革命志士为了彻底埋葬清廷的统治，而继续进行着抛头颅、洒热血的斗争。

    西乡“保民团起义”正是在这种严酷斗争历史时期挺身而出的一支敢死队，其事迹之悲壮，死事之惨烈，为陕南历史所罕见，表现了数百万刚毅不屈的秦巴人民崇高的浩然正气。

    说“保民团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延续，是因为起义发生的时间在武昌起义后的40天（11月22日），即农历十月初二，仍属辛亥年，因此，这次起义无论从现实意义还是时间的连续，都是彻底摧毁清廷腐败统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保民团起义”核心领导人物是王举之，他是西乡县下高川人，生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光绪末年，他以公费生赴西安入陕西省高等学堂预科就读，在校秘密加入同盟会，投身于摧毁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行列，他曾写过一篇《讨蚤檄文》，文中说：“食人之血，饱尔饥肠    实为人群之所共嫉，天地之所难容....必须犁庭掃穴，丑类匪贻.....”借物喻理，表达其革命除暴的坚强信念。

    1910年，举之由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回县任高等小学堂学监兼教员，并秘密宣传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当西安武装起义胜利，陕西独立的消息传到西乡后，王举之由县城返回高川，在群众中倡议建立革命武装，配合西安义军光复陕南，他的倡议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当即分头串连，准备武器。其时，清政府陕甘总督升允通令各地筹办民团镇压革命，王举之针锋相对，积极游说相邻乡镇，加速组织义军的进程。此时，石泉县桐车坝志士周雅言也在该地联络群众数百人，举之亲自前往共商大计，统一行动，并扩大联络各地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随即制定规章、纪律，定名为“保民团”（寓革命保民之意）。又派部属携带文书，北上西安，请张凤翙都督指示机宜予以委任。由于群情激奋，未及等到西安的回示，即高擎义旗，群众手持土炮、大刀、梭标，浩浩荡荡，直逼西乡县城，知县王景峨仓惶逃遁，吏役惊慌四散，保民团兵不血刃，于11月22日占领西乡县城。入城后，破监放囚，开仓济贫，张贴安民告示。举之召集各界士绅，宣布保民团起义乃响应辛亥革命，实现孙中山先生之革命主张，推翻腐恶的清政府，建立民国，要求各界人士支持义军，同心协力光复陕南。县城居民，欢呼雀跃，敲锣打鼓，拥护义军。

    正当起义取得顺利进展，胜利已经在望之际，保民团领导由于盲目乐观，丧失必要的警惕，使大好形势瞬间急转直下。原县议事会议长、民团总团练黄朝镛在保民团进城后，伪装殷勤，为义军筹办粮秣，犒劳官兵，以其积极假象骗取保民团领导的信任。实际上黄朝镛是清政府的忠实走狗，仇视革命，表面上拥护义军，暗地里派人通报、请求汉中镇总兵江朝宗派军进剿，预为内应。同时又截留了西安张凤翙都督签署的给保民团委任信札。而这一切阴谋，保民团毫无察觉。11月27日，汉中总兵调城、洋、西三县民团兵临西乡，围攻县城。保民团猝不及防，仓惶应战，终因寡不敌众，黄朝镛又派心腹内应，大开西、北城门，汉中民团拥入，大肆屠杀，部分义军虽从东、南门突围，又遭堵截，一时尸横遍野，血染街衢，王举之与保民团骨干十余人被俘后，大义凛然，惨遭杀害，数百健儿亦同时罹难，这是西乡近代史上反抗统治、英勇斗争的重大事件，表现了觉醒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历千秋万代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