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惠民，字筱馀，一字效愚。一八八八年五月十二日（清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二），生于陕西省泾阳县桥底镇柏家村。因祖先数代编织簸箕积累了资金，进而经营商业起家。满清时代，柏家在上海、汉口、成都、重庆、甘肃及西安、三原等地都开有商号，经营着京广杂货、钱庄、药材、当铺等，成为当时泾阳县的巨富之一。

    柏惠民的父亲柏森，字子余，是清朝的贡生、中书科中书。早年，子余不惜优礼重金，为惠民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诲启蒙，传道授业。一九〇四年，惠民入三原宏道学堂学习。

    一九〇五年秋，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日本回陕，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使惠民受到革命理论的启迪。此后，他关心时事，阅读《黑奴吁天录》、《孙中山小传》、《铁券》等进步书刊，常和好友姚文山、高季维等一起探讨富国强兵之道。一九〇六年井勿幕在三原首次召开陕西同盟会员会议，经井勿幕介绍，惠民加入了同盟会。

    一九一〇年井勿幕再次从日本返回陕西，策动举义，柏惠民迓井至其家，在自己的花园“水榭亭”，聚集了陕西同盟会许多重要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运筹大计。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按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分析了陕西的革命形势，草拟了具体行动计划，制定了章程，确定了通讯方法和暗语，编写了革命歌谣。“水榭亭”会议时经二十余日，是陕西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柏惠民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不但躬与其盛，极尽东道主之谊，而且意气风发，信心益坚，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和赞誉。因而，当会被推选为渭北会务工作负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宋向辰、井勿幕、邹子良），督导各县分会之成立。会议之后，惠民与西安的郭希仁、张翔初、李桐轩等取得联系，统一了陕西辛亥革命的行动。为了联络同志，发展革命事业，惠民出银五千两，在三原创立了“勤公社”，并推由纪时若、张立卿、王治平等负责招待来往的革命人士，发放进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不到半年时间，富平、礼泉、户县、兴平、武功、泾阳、三原、耀县、白水等地都纷纷成立了分会，会员达千人以上。当时，由于武装力量缺乏，经研究决定：由西安同志运动新军，渭北同志联络刀客（精通武术仗义行侠之人），建立武装组织，以抗拒满清官府，其经费均由惠民资助。 后惠民又捐现金五千元，交由邹子良、王守身在马栏山开矿炼铁，铸造手榴弹。

    是年六月，以井勿幕为首的同盟会员与以万炳南为首的哥老会、慕新会、新军等，在西安大雁塔举行歃血订盟大会，讨论革命之进行步骤。因同盟会内部意见不一，惠民闻讯后，慨然赋诗：“仗剑独立感慨多，吾侪壮志共消磨。赴汤蹈火男儿事，不取自由奈何时？”表达了他推动（号召）革命运动的急切心情。

    一九一〇年，陕西咨议局成立，惠民被选为陕西咨议局议员。该局举行开幕典礼时，西安府官吏传输议员，必须站班侍奉，惠民首先反对，他说：“我们代表民众意志，不是府僚属员，为什么站班侍奉呢？”当即愤而辞归。同年秋天，同盟会将要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派刘一峰来陕策动响应起义。一时风声传播渐大，被清政府官吏闻知。当时陕、甘两省的都督升允，借口来三原视察，一方面暗示惠民舅兄胡平甫说服惠民“改邪”，一方面密派特务侦察，惠民为避免不测，决定挟资出游。

    一九一一年二月，柏惠民偕同高又明、王悟尘、王麟编赴沪。途径河南洛阳时，见其地所造武器精良，便以习武防盗为名，订购梭镖千支，马刀千把，来复枪百支运回陕西，分别存放于三原和耀县的药王山（同年十月，井勿幕领导的渭北民军起义，就是用这批武器战斗的）。嗣后，惠民从汉口沿江东至上海，沿途与各地同志交游。到达上海后，捐银八千两，支持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馆，扩展业务，宣传革命。四月，惠民又捐银五千两，交由张奚若购买枪械、子弹。因恐运输不便，改买黄色炸药和革命书籍运回陕西。上海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其美担任了都督，一时百废俱兴，人心振奋，可是军政费用却异常不足，惠民慷慨捐银一万两，交上海都督支配。西安光复后，东西两路战事告急，民军枪械、弹药严重不足，惠民闻讯，慨然以他的全部家产作抵押，请于右任先生介绍，在上海外国洋行购买步枪一万支，大炮四门，子弹数十万发，支援了陕西革命，使陕西军民士气大振，危难得以解除。此款一十三万元，后虽由军政府如数支付，但在革命尚无把握之际，先生慨然以家产作质资助革命，其豪侠气概实属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