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对四人早已麻木不仁，当时何至一个白鹿村，关中成百上千个村都一样。当时有段顺口溜：

    李四早上埋张三，

    中午李四升了天。

    刘二王五去送葬，

    月落双赴鬼门关。

    关中人经过了十八年年馑，从此后对粮食看得更珍贵了。原著第18章：“持久的饥饿的大气把包括死人这样至为重大的事都压迫得淡化了。死人早已不再引起特别的惊诧和家人的过分悲痛，而白嘉轩家里也饿死了人，在村中还是造成大哗，所幸的是大姐儿娘家的人似乎对出门多年的姑娘感情淡漠，只派大姐儿最小的弟弟前来吊孝人殓。那个被饿得东摇西晃的弟弟干嚎过几声之后，就抓起大碗到锅里捞面浇躁子蹲在台阶上大吃起来。”逃荒、饿死、抢着吃，在小说原著和影视剧中是有反映的。

    遭遇饥荒，饿殍遍野，人命贱如狗。原著第19章，“冷先生立即实施营救女婿兆鹏的谋略。他吩咐鹿子霖回家去把大车套好吆来，和相公一起动手把十只装中草药的麻包抬上大车，声言要把这些积压的药材送到城里去卖掉，饥荒年月人命如纸没有来看病抓药了。”干旱、蝗虫、霍烈拉，在地方史志、小说原著及影视剧中有所体现。旱灾之后是虫灾，虫灾之后是瘟疫，人一茬一茬的往下倒，整村整村的在死人。

    痛将思痛，导致这场旷世灾难的肇因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原因有七：

    一是粮食产量限制。在传统农业经济中，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晁错语），也就是说每亩产量为120斤。以关中的主要作物小麦来说，一般均产为百余斤。其实，在山地、坡地，可能比这个数字要低得多。

    二是农业技术落后。事实上在民国十八年大旱中，连种子发芽都成为一种梦想。

    三是灌溉技术限制。在持续干旱的情况下，一般只能采取人工灌溉技术。关中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降水量不够充沛，季节性变率大，时空分布不均匀，水一直是制约关中农业的瓶颈。关中土厚而泉深，郑国渠帮助秦国从这里崛起，这块“神皋沃区”在汉唐之后盛极而衰。自唐末黄巢之乱，大灾大旱的噩梦不断，人相食不绝于书。自古关中都极其重视兴修水利。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

    四是政治腐败动荡。这场巨大灾难降临时，正是中国民国由北京的北洋政府向南京中央政府转换时期。连年的北伐内战引发了国内持续的政局动荡，刀兵四起，铸犁为剑。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从国家到地方，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极不稳定。灾难发生前的西安围城和全省性的“剿匪行动”早已经使国家和社会弹尽粮绝濒临崩溃。这场灾难发生时，朝不保夕的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既无力提前警告，又无力灾后施救。民间不少富户豪强囤积居奇，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大发国难财。

    五是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力极低。汽车和公路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公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是土路，也不存在全国性的公路网。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提出“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六是鸦片之害。鸦片最早作为奢侈品被英国走私进入中国，从而引发两次鸦片战争，最后导致清政府倒台。进入民国后，屡禁不止的鸦片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出口国。党晴梵于1931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这也可以说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爆发和迁延。它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反思。《白鹿原》原著及影视剧中的白孝文的堕落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