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到10万年前的大荔人直到半坡文明，关中的黄土文明源远流长。距今6000年前，半坡人就以种植谷物为食，将丝麻织成衣料，营造房屋和墙垣，甚至养猪和制陶。在古老的《诗经》中，来自这片土地的风情数不胜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向关中地区大量移民，导致关中森林面积迅速减少，垦荒和农耕使人口迅速增加，土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从先秦开始，十年九旱的渭河和黄河流域利用水利之便，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另一方面，周期性的干旱和洪涝也使农业这种高风险的经济模式常常遭遇残酷的打击和磨难。

天灾似乎总是与人祸结伴而行

    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左手鸦片右手钢炮的洋人与国内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的杀戮此起彼伏、杀声四起。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天灾：光绪三年年馑、光绪二十六年年馑、民国十八年年馑……

    民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暴力时代，暴力引发的血酬定律成为那个多灾多难时代最明显的政治经济学。北洋政府时期类似春秋战国，大诸侯小诸侯还有袖珍诸侯，只要胆子大不要命，如果机缘巧合，在那个乱世中眨眼间就一将功成万骨枯。今天拜把子，明日下刀子。到处都是饥民和流民，只要有饭吃，就可以招兵买马。农民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军人，军人就是炮灰，大小军阀们在这片不幸的土地上杀得昏天暗地，争地盘夺权力。民国18年年馑无疑是一场灾难总爆发。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在蔓延加剧。本来民国时期国家机器就已经濒临崩溃，导致流氓暴力乘机泛起兴风作浪。和全国情况相似，关中各地的土匪和各种武装力量蜂起云涌，鱼肉乡里残害民众。根据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描述，许多“土匪”都是破产的贫苦农民，他们因饥饿而铤而走险，聚众去抢富户的粮食。饥民为匪这在小说原著及影视剧中是有体现的。

《白鹿原》中饥馑岁月的描述的警示——民以食为天

    农业技术、灌溉技术对农业生产的限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只能靠天吃饭。陈忠实先生撰著《白鹿原》，查阅关中各县县志无数，关中各县县志记录旱灾、水灾、雹灾、虫灾等自然灾害影响农业生产的记述比比皆是，此外还有兵灾、匪灾。原著第18章开头，“一场异常的年馑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干旱自古就是原上最常见最普通的灾情，或轻或重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不足为奇。通常的旱象多发生在五六七三个月，一般到八月秋雨连绵就结束了，主要是伏旱，对于秋末播种夏初收获的青稞大麦扁豆小麦危害不大，凭着夏季这一料稳妥的收成，白鹿原才繁衍着一个个稠密的村庄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年的干旱来得早，实际是从春末夏初就开始的，麦子上场以后，依然是一天接一天一月连一月的炸红的天气，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土地被暴烈的日晒得炸开镢把儿宽的口子，谷子包谷黑豆红豆种不下去。有人怀着侥幸心理在干燥的黄土里撒下谷种，迟早一场雨，谷苗就冒出来了，早稻迟谷，谷子又耐旱；然而他们押的老宝落空了，扒开犁沟儿，捡起谷粒在手心捻搓一下，全成了酥酥的灰色粉末儿。田野里满都是被晒得闪闪发亮的麦茬子，犁铧插不进铁板似的地皮，钢刃铁锨也踏扎不下去，强性人狠着心聚着劲扎翻土地，却撬断了锨把儿。旱象一直延续下去，持续不降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汗流不止喘息难定。村里的涝池只剩下池心的一洼墨绿色的臭水，孩子们仍然在泥水里浆洗，不几天就完全干涸了，旱象一直僵持到八月十五中秋节日。这是播种冬小麦的节令。人们无心赏月无心吃团圆饼全都陷入慌恐之中。白鹿原的官路上，频频轰响着伐神取水的火铳，涌过披蓑着衣戴柳条的雨帽的人流。白鹿村的乡民纷嚷嚷起来，白嘉轩心里也急了毛躁了，让二儿子孝武在村巷里敲锣告示：伐神取水，每户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