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西安事变，孙铭九执行临潼捉蒋重任。12月11日晚，学兵队按孙铭九的指令，各连学员每人发100发子弹，并配发手榴弹，每个班配发一挺机枪，还指令说卫队二营另有任务，学兵队要“自己保护自己”，晚上睡觉不要脱衣服，到了晚上12点，班长问谁会使用轻机挺？父亲说“我会，我是轻机枪射手”。班长就发给父亲一挺轻机枪。凌晨一两点，父亲就抱着机枪进入城墙用土或大米包垒起来的机枪掩体，学兵队一、四连的学员在东城墙巡逻。这时，孙铭九派人叫父亲去他那里。父亲见到孙铭九，孙说是要父亲同他一块去临潼执行捉蒋任务，父亲还说因为其他学员都是些学生，我参军5年了有军事技术。孙铭九给我一支冲锋枪，让我乘第一辆车，坐在副司机位置，同卫队营出发到临潼，蒋的警卫抵抗，我开了枪，后又冲进蒋的卧室，不见蒋，又搜山。回到西安，孙铭九带我见了张副司令，还夸奖了我。

　　西安事变当天上午，父亲和学兵队同西安学生及各界群众团体、市民走上街头游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期间，学兵队学员分配到到东北军各部开展宣传工作，父亲被分配到驻渭南105师第二旅第五团任指导员，受到全团官兵的夹道欢迎。“二二”事件后，学兵队队员陆续撤离西安，西往邠州（今彬县）待命，父亲到邠州后，学兵队改名青年训练班，3月中旬东北军东调，父亲又跟青年训练班东去安徽怀远，改名为差遣二队，1937年5月下旬，父亲和差遣二队其他队员就被遣散去了北平，无依无着，几乎过着流浪生活。七七事变后，父亲逃出北平，翻山越岭来到保定以南的高碑店车站，乘上无人售票的火车，转道河南南阳老部队。

　　抗战期间，父亲历任排、连、营长等职，抗战胜利后，1947年上半年因不愿参加内战，父亲脱下戎装，先在洛阳做小本生意，后安家西安，直到2001年去世，享年88岁。

　　父亲一生坎坷，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当年能够参加护送九世班禅回藏，参加东北军学兵队和西安事变，走上抗日烽火前线，杀敌立功，仍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作者：林俊丽，系民革党员，民革西安市高新区总支主委。现任西安市政协委员，西安天公企业董事长，高第屋业服务西安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