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给我们兄弟姐妹回忆说：学兵队一、四连驻在西安东城门楼上，上城门楼要通过城墙一个小门，门旁挂着一个“西北行营剿匪总司令部卫队二营营部”的牌子，学兵队队长是康鸿泰。父亲还告诉我们：学兵队教育训练课目除必要的军事技术外，以政治学习教育为主，在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学习讲课内容包括马列主义、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历史、社会发展史、中共苏区、红军政治工作、军民关系、抗日统一战线、苏联十月革命等。还有教唱抗日歌曲。父亲还情不自禁地给我们唱起了那时学唱的《东北军学兵队队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松花江之歌》等歌曲。有时还唱着“我们是一伙流浪汉，我们是一群爱国犯，家乡啊家乡，一片沃野的家乡，早已成了日寇的屠场。自由啊自由，救忘图存的自由已被汉奸剥夺的丝毫没有……，”发泄不满和悲愤。在父亲的回忆中，给学兵队讲课的有孔叔东（孔祥祯）、宋黎、车向忱、刘鼎等，张学良还亲自给学兵队讲过话，时间一个多小时，他要学兵队的学员做抗日的骨干，要不忘国破家亡的血海深仇，要不忘3000万东北父老乡亲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军奴役，要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还我河山而学习训练。父亲临去世前还能回忆起学兵队许多学员的名字，其中有刘景希（谷牧）、秦川、安志文、赵天野等。父亲说：“学兵队当时有许多共产党员，有共产党组织，自己作为一个非党人士并不知道，是以后才知道的，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产党英明伟大，是真正抗日的政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是不得人心的。”

　　父亲还回忆说：“学兵队当时的住宿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抗日情绪却是十分高涨的。那时学员睡草铺，一个挨一个，很拥挤，时间长了，人人身上长了虱子，被褥床单上也爬着虱子，伸手一摸可以摸到几只虱子。父亲还风趣地说：“蜂多不蜇人，虱多不咬人，自己是真正体会到了”。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学员们为支援绥远傅作义抗战还绝食一天。学员普遍写了请愿书，参战书，甚至咬破手指写了血书，要求走上绥远抗日前线。

　　父亲说：到了10月下旬，不时有惊人的消息在学兵队传开，有时说红军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了，红军在西北的势力增大了；有时说红军在陇东打了胜仗，把中央军一个旅消灭了，这就是山城堡战役；有时还说少帅不愿打红军，抵制“剿共”，和蒋委员长闹翻了。一次张学良的亲信应德田少校在学兵队大骂蒋介石不抗日，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父亲给我们讲，学兵队的政治学习很有特色，他感到十分新鲜。以往不管是中央军还是东北军，不管是军事训练还是政训工作，都是长官意志，官大一级压死人，官长怎么说都是对的，盛气凌人，士兵惧怕官长，稍有异议便招来训斥、打骂。可是学兵队的政治课除了教员讲解外，学员还可以提问，开会讨论，甚至争辩。我们曾经对“抗战由谁来领导”，“中国能不能打败日本”，“能不能收复失地”，“能不能打回东北老家”，“谁应负不抵抗主义之责”，“攘外是不是必先安内”等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和辩论。讨论和辩论的结果，学员们普遍认为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致抗日，一定能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父亲说：正是在学兵队，他的思想认识逐渐起了变化，由单纯的抗日救亡，发展到同情劳苦大众，立志抗日到底，赶日本侵略出中国。也就是在这时，父亲由郑里坚、霍维周两人（党员）介绍参加了“民先队”。

　　父亲说，西安青年学生、市民庆祝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对自己、对学兵队触动很大，那么多的年轻学生，冒着凛冽的寒风游行请愿，要求蒋介石抗日，激情奔放，抗日心切，十分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