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和统战有着很深的渊源。我的爷爷是一名国民党中将，曾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数次身负重伤，为民族的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爷爷于1948年去台湾，而奶奶却和三个孩子留在了大陆。我的奶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生活优渥，接受了一定的学校教育，知书达理、温婉贤淑。爷爷的离去对奶奶而言，不仅是精神上的思念、牵挂，更要面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独立抚养三个孩子的生活重担。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统战政策惠泽了我的家庭。当时，党和政府考虑到了奶奶的特殊情况，奶奶家的房产虽由政府托管，但房租收入政府却分文不留地交给奶奶，让她抚养子女维系生活，正是这样的政策才让我的父亲、叔叔和姑姑有条件上了大学，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除了这些，政府还安排奶奶在街道办工厂工作，并担任扫盲班的老师，这样还可以再给予她一定的生活补贴。因此，我的奶奶是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后来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她依然发自内心地感激党和政府。

　　改革开放后，党的统战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我记得经常会有统战部门的同志来我家里看望、慰问奶奶。1984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奶奶还去香港和爷爷见了面。两位老人时隔近四十年后的重逢，就像是一场久违的梦，从热血青年、娉婷少妇到白发苍苍、满面皱纹，一道海峡、几十年的光景，阻隔了相遇，却从未隔断相思，那一刻的场景可以想象又难以想象。爷爷看到奶奶时对她说：台湾的报纸报道大陆生活很困难，没想到你还穿着这么好的毛料衣服。当说起我的父亲他们这些孩子的情况时，奶奶回来告诉我们，爷爷当时只说了一句话：不管孩子们干什么，都要给国家好好干。在爷爷的心中，只有一个属于全中国人的国家，那就是中国。

　　奶奶已经去世了，她生前有一个景象还会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奶奶有一个珍贵的小黑皮夹子，那里面珍藏了有关爷爷的记忆，包括照片、信函、剪报等。记得奶奶经常拿个小板凳，坐在床边，一缕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洒在她的身上、洒在地上，暖暖地包围着她，她静静地端详着爷爷的照片、细细地翻看着那些信函，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每次看到奶奶打开那个黑皮夹，我就尽量不去打扰她，因为我知道，那是她在思念爷爷，那是属于她的既酸楚又幸福的时光。她可能在感慨历史的无情，也在庆幸他和爷爷能从战火中走出来，走向和平，并走向重逢。如果没有党的统战政策，奶奶的后半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我的父亲得益于党的统战政策，1951年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至辽宁抚顺石油一厂工作，由于能力强、表现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8年，父亲被抽调到北京石油部工作。1984年，我们又举家迁回西安。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了民革。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无论是学养学识、人品人格都是非常优秀的。父亲作为重要的统战对象，在个人成长上，得到了党无微不至的关怀。来到西安后，从一名出版社普通的编辑，到总编辑，到出版局副局长，到民革省委会主委，再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父亲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党的统战工作在统战对象个体中的切实反映。父亲曾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提出过大量高质量的议案和建议，《人民日报》曾以“议案大户”为题报道过他的事迹。关于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的建议就是我父亲提出的，这被列为当年的“第一议案”，受到了媒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我的父亲虽然曾经受到过家庭出身问题的牵连，但是他一直以理性的思考对待这些问题。改革开放后，在党的统战政策下，我的父亲在政治道路上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工作，作为人大代表，他认认真真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一个民革党员的责任。我想，正是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聚集起的这些优秀力量，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