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林觉民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四年，攻读哲学，还学日语、英语、德语。檄文《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小说《莫那国之犯人》、译作《六国宪法论》就是此时完成的。这个瘦削的中国男人在东洋留学，入眼的不是樱花的璀璨，也不是大和美人的如花笑脸，而是祖国的现状和前途。他以为：“中国危在旦夕，大丈夫当以死报国，哭泣有什么用？我们既然以革命者自许，就应当仗剑而起，同心协力解决问题，这样，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许还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气的人，谁能忍受亡国的惨痛！”

    1911年春，黄兴等人从香港来信说：“广州起义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于是林觉民回到福州，他的任务是发动当地革命组织响应，并选拔福建志士前往广州去壮大队伍。举义前夕，消息不幸泄漏，其中有人动摇，有人强调措手不及，欲取消义举。在此关键时刻，林觉民断然表示：“革命前仆后继，决无退却之说！绝不可失信于海外侨胞和大陆同胞！”农历 3月 19日，他带着一批志士二十余人从马尾登船，驰往香港。当然，在短暂的几天里，他回到家中跟家人团聚过了。林觉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国人都在沉睡、在被侮辱和被损害里苟且，他和战友们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林觉民的正信正念在于，他坚信那是“历史的力量”。对时局，他有自己的评判：“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因此，他也有着对自己行为的强大自信：“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 ——嗟乎，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

    当日的革命之难非今日所能想象，当时的革命事迹之儿戏成分亦非今人想象。一群玩命的人到了广州寻死，觉民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今天我们对革命尚不了解，公正地说，黄兴们策划的广州起义如儿戏、如行为艺术。可以不客气地说，他们只是临时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人数不过几百，却企图攻占总督衙门（今天的广东省委省府）。这连大规模群众性聚会骚乱都谈不上，这群玩命的书生所能凭借的只是理论、骚乱、口号，还有报纸、杂志和传单，以此与一个庞大的帝国对抗，他们却坚信不疑。

    林觉民与同盟会员攻入督署时，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他们点了一把火，就身扑向军械局。当大家涌到东辕门，一队清军横斜里截过来。据说，林文企图策反，他手执号筒，向对方高喊“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应声而至的是一颗子弹。子弹正中脑门，脑浆如注，立刻毙命。成长于军人世家的冯超骧，“水师兵团围数重，身被十余创，犹左弹右枪，力战而死”；体格魁梧、善拳术的刘元栋，“吼怒猛扑，所向摧破，敌惊为军神，望而却走，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血流满面，移时而绝。”还有方声洞，也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的福建部长，曾经习医数载，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他在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随后孤身被围，“数枪环攻而死”。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的林尹民，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的陈更新、陈可钧，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他们或者尸横疆场，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刃。当时一发子弹打中了林觉民的腰部，林扑倒在地，随后又扶墙挣扎起来，举枪还击。枪战持续了一阵，林觉民力竭不支，慢慢瘫在墙根。清军一拥而上，把他抓住。

    林觉民在受审时打动了清军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歧。一介武夫的李准为少年觉民折服，他招来衙役，解除镣铐，摆上座位，笔墨侍候。林觉民写满一张纸，李准即趋前取走，捧给张鸣歧阅读。据说，林觉民一时悲愤难遏，一把扯开了衣襟，挥拳将胸部擂得嘭嘭地响。一口痰涌了上来，林觉民大咳一声含在口中而不肯唾到地上。李准起身端来一个痰盂，亲自侍奉林觉民将痰吐出。张鸣歧则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的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