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根本大法。此后，2007年11月15日,我国首次向世界发布《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再次宣告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两件大事面向国内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给予了政治性定义与合法性定位。今后，要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梦，我们需要做的重要工作起码有两项，其一是对这项（也有人认为应该理解为两项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给出更充分的历史解释，昭示其合理性；其二是完善这项制度的运作方式和效率，更好地发挥这项制度的作用，这涉及到协商民主问题。本发言稿试拟围绕第一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千年延续不绝的文明古国，固有其文化的体系，这一套文化体系的力量非常强大，非常有生命力。文化价值铸就了中国政治文化内涵，规定了政治合法性的文化基础。秦朝覆灭的原因，《过秦论》的指责是：暴戾无道，仁义不施。秦朝不可谓不强大，但是一旦民心失势，迅速土崩瓦解。秦始皇没有看出，更没有运用好软件，即文化力量，不仅如此，他焚书坑儒、搞思想专制、推行独裁，所以注定要失败。可以说，纵观中国历史，不管哪个民族，要成为好的统治者都不能罔顾这一文化生命及其力量。清朝的统治者比较聪明，文武并用，自居中国文化高地，所以有其英明的一面。从中国历史正反两面经验教训可以看出，顺应和弘扬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才能成为合法而成功的统治者；反之，则必败无疑。

    让我们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直接的历史起点看看。1948 年 9 月，中共拟定文件《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其中明确提出: “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为新政协筹备会参加人员。“五一口号”第五项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从表面看来，这是当时政军情形和时代大势决定的。但是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文化发生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否认。

    中国文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之大者有以下几点：一是看统治有没有“道”，这里的“道”指真理，也指道义，道义的成分要多一些。中国人相信，历史的价值在于道义，统治的合理性也在于道义。夏桀、商纣统治是“无道”，禹汤文武统治是“有道”。古代思想家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孙丑下》）。就是说，中国人相信“道”是国家兴亡成败的最深的原因。二是“尚贤”。《礼记·礼运》讲：大同时代重视“选贤与能”，小康时代着重“刑仁讲让”。中国人的大同和小康相结合的根本政治哲学观念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也不会过时。选贤任能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由此产生了源远流长的贤能政治思潮和理念。贤能政治核心是贤贤使能，它是和“亲亲”、“尊贵”、“贵贵”相对而言的，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迸发为尚贤、贤贤的政治思潮，实际上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特别顽固的血缘宗法力量的超越趋势。《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墨子主张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无能者下，一切悉凭公义进行。三是人民性，我们一般将这一点称为民本思想。《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天意实际上就是民意，民意也就是天意。孟子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尽心下》），认为人民信赖才是政权来源。《管子·霸言》倡言“以人为本”，认为人民是国家稳固的基础。其四，中国文化崇尚多样性统一，引申为团结、包容、求同存异。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 （《国语·郑语》）。《淮南子•说山训》总结说，“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可以相治”。这些价值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经过代代发扬，可谓深入人心，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