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划时代的飞跃。重新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同样使人受益非浅，“还权于民”、“还治于民”，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共和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政治体制必须彻底变革。因之，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便成了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政纲的提出，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划时代的飞跃，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继承和批判，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今天我们从事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都受益于此。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榨，极度贫穷，民不聊生。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强，是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课题。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摈弃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倾向，以“土地与资本问题”为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情。虽然民生主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土地纲领缺乏促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压榨、获取土地的内容，它对宅地的重视超过了耕地。但是，民生主义在当时显然是较为自觉和完整的近代化纲领，其土地方案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证明，民生主义赋予辛亥革命以社会经济的丰富内涵，孙中山先生关于民生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先生“开放的观念”是其思想体系中的主旋律之一。孙中山提倡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但他从来不盲目膜拜和全盘接受，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多次申明在仿效“欧洲的生产方式”时“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不要“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反复指出，“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便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并不止一次地阐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在“世界潮流”中涌现出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中国，又将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幸福。早在20世纪初，他就满怀信心地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孙中山坚信“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坚决反对“强权”和“霸道”。不难看出孙中山先生的远见卓识与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及我们今天从事国防建设所主张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不谋而合的。

    无论是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还是开放的观念，都深受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理念的影响，孙中山先生虽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但从来都是“走自己的路”，既重视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又不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共性中保持个性，又使个性丰富共性，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孙中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他对世界的了解，及“不闭关锁国”、“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作”的观念与我们今天所推崇改革开放，引进外国先进经验、技术、优秀人才，从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出一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