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接受东南兄弟革命党人意见，创造条件，准备武装起义。“1910年4、5月间，井勿幕从上海回到西安，根据东南各省革命党人的意见，准备在西北发动起义。”^[1](p.31)井勿幕将这一重要建议在陕西泾阳“柏氏花园同盟会会议”上，传达给同盟会成员，并在会议上明确了当时开展工作的任务，拟订筹备起义的事项，争取可能争取的武装力量，即联络陕西新军、哥老会、刀客等。会议推动了革命组织的发展和扩大，积极培训革命军队，委派人员到上海购置枪支弹药。

    此年，全省同盟会会员已发展到近千人，加上哥老会等会党力量，起义已具备一定基础。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后，陕西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并且一举成功。

    东南各省革命党人的意见是对陕西革命党人最大的信任和希望，不仅激起了陕西革命党人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将陕西的革命推向了一个高潮，为响应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物资、武装力量的基础，陕西辛亥武装起义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拉开了北方各省革命起义的序幕，减轻了官兵对其他各省起义的压力，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四川人民护路风潮更加激发陕西革命党人热情，推动革命的发展。1911年4月清政府将已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卖给外国银行集团，爆发了全国人民的护路斗争。 “四川人民争路风潮愈演愈烈，影响所及，更给陕西正在酝酿发动革命的暗潮加上了推动的力量。”^[5](p.64)从中不难看出，兄弟省的革命风潮不但鼓舞了陕西革命党人的革命意志，增强了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促进了辛亥西安起义。

    在清政府统治后期，由于陕西深居我国内地，交通不便，经济衰落，自然灾害频繁，清廷腐败，残酷盘剥，帝国主义侵入，造成民不聊生。在这样社会背景下，陕西具有民主思想的志士仁人，自发的结社、集会、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民众起来抗捐抗税，反洋教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些斗争，只是自发的进行，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自陕西的留日学生和赴日考察的士绅和关中先进人物，接受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后，在陕西境内传播这种革命思想及政治纲领，建立同盟会陕西分会，后又在省内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像滚雪球一样，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正是有了明确的革命路线，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成功。（作者尹洁系民革西安市碑林区工委党员）

    参考文献：

    [1]孙志亮，张应超.陕西辛亥革命[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岳超.庚子随行简记.近代史资料[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57 (5) .

    [3]辛亥革命在陕西[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4]政协陕西委辛亥革命史料调查整理.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5]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