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忘记那一年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春天，尤其不能忘。

    一百年前的此刻，“山雨欲来风满楼”。是谁，已经整装待发、挺身一呼，像一道罕见的闪电，让国人看清自己的心灵;是谁，在替我们多难的祖国母亲擦拭着眼角浑浊的泪,为她干涸的嘴唇注入一滴甘露，注给她生的希望，注给她支撑躯体的力量；是谁，奋起疾走、救国救民、四处奔忙，为母亲衣衫褴褛的躯体盖上遮羞的布帘……

    此刻，2011年的4月27日夜，透过窗外冷雨浸渍的夜雾，我的目光不由地驻在了一百年前的那一刻。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专制打掉人的尊严、扭曲人的心灵；强权毒化了人心，而被毒化的人心又支撑着强权”。当历史风暴袭来时，往往总会是跟风者众、投机者众、落井下石者众，而寥寥几位骨峥之士，则会限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一百年前的这个夜，是一个被杂乱的鲜血浸泡着的夜。壮士们正匆忙上阵，他们视死如归，年轻而又鲜活的生命冲上了争取自由与民主的祭坛。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准时发难。4月27日夜，壮士们留下绝笔，百余人的敢死队强行起义，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死伤惨重再次失败，这已经是革命以来的第十次失败。战死的烈士近百人，哀痛中，是画家潘达微以记者的身份多方奔走，变卖家产，冒死将72烈士合葬于广州黄花岗。让我们记住这些陌生而又年轻的名字：林时爽、徐进怡、刘云栋、方声洞……那个夜里，“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这些陌生的名字是寂寞的、是渺小的、是无声的……时过境迁后，他们的祖国母亲才发现，这些年轻的生命对于自己是何等的珍贵，他们大多是旅日的学生和知名的华侨显贵子弟，甚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特为此下半旗致哀。

    黄花岗之役后，孙中山先生曾写道“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此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也”。而一百年前的此刻，正在美国奔走的孙中山更应该是孤独的。由于起义连连失败，不仅海外筹款十分困难，孙中山在美国的生活也非常拮据，甚至他还要承受被指责的难堪。满腔热血的华侨们把浸满汗水的钱币掏出来拥戴他。现在起义失败，人死掉了、钱款全无。流亡中的孙中山不仅要承受革命低潮带来的压力，而且还经常遭遇意想不到的厄运。再去筹款，人家都不给了。今天让我们在一起重拾一百年前的那一个春天，孙中山先生的足迹奔走过的路：从槟榔屿、经科伦坡、至埃及、到巴黎、赴比利时、转赴纽约，1911年1月3日在旧金山，后又北上加拿大、赴温哥华……武昌起义时，他还在美洲为筹款而奔忙，孤独的革命党人苦闷而又迷茫，有谁能理解他们的心境呢？残败的统治、腐朽的体制，这些苟延残喘的力量竟是那样强大。要摧毁它，谈何容易。

    1911年5月，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鄂汉铁路收归国有，随后又将修路权卖给外国，百姓手中的股票顿时形同废纸，民众奋起的权益之争最终爆发为武装冲突。为平息四川尤为激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入川。这样一来，武昌兵力空虚，湖北的革命党人敏锐的看到了起义的时机。1911年10月10日，在革命党人的策划下，湖北新军打响起义第一枪，经过一夜激战，第二天武昌市民早上起来就看到，臂缠白毛巾的士兵已经控制了武汉，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而其实，当年发动起义的不是什么将军，而正是清政府自己培养的新军，包括起义的总指挥及主要人员也不过是些普通官兵。新军的士兵们，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话剧。同时，他们也付出了悲壮的代价，武昌起义留下的最血腥的照片上是平均只有26岁的头颅，为那场革命写下了最年轻的就义歌，他们让后人知道了，中华民族的今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是：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那些视死如归的先烈，至今还活在百姓的心中；那场震惊中外的起义，也被后人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