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子静先生在驿传房开辟了秘密据点。驿传房是一机要交通机构，不仅消息灵通，而且联系广。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方面加强了对各方面的联络，一方面掩护了同盟会许多人的秘密活动。例如四川的谢持，山西的李岐山、张石生、兰芳五，直隶的童效光、刘谷峰、郭瑞浦，山东的刘冠三以及外县的樊灵山、纪时若等，都曾住在该房进行秘密活动，该房不仅供应食宿，有时还赠送活动经费。”[⑥]革命党人称他为“及时雨”。更重要的是，在焦子静的精心组织安排下，重大的革命行动，多在驿传房讨论、布置。

    2.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亲自开展同盟会员思想建设，以促进革命发展。

    井勿幕早在同盟会三原会议上就有扩大革命力量之主张，联络会党和刀客，但是多数会员“坚持反对与其同谋。”1907年春，井勿幕由日本二次回陕，提出欲实现民主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一宏大的计划，必须联合武装力量，而重要关键的是，必须先行统一同盟会内部的思想，步调才能一致，行动才会积极。为达此目的商定：“1907年10月15日（农历重阳节）……以重阳节祭黄陵为名，在黄陵前宣读祭文，表示坚决革命的决心。”[⑦]为让这一活动收到预定效果，又不被当局发觉，焦子静先生以在黄陵拓碑文为名，提前安排布置有关“祭陵”有关各项事宜。由于焦子静等人的周密筹划、组织，圆满的实现了“祭陵”活动，动员了革命党人，坚定了革命党人的信心和决心。

    1908年下半年，陕西形势和其他省一样，革命潮流蓬勃发展，却“在一部分同盟会员中，对于必须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这个重大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少糊涂认识，改良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市场。”[⑧]这对推进革命步伐带来一定的阻力。[⑨]焦子静先生洞察陕西革命发展形势，坚决站在“历史潮流已经由改良转向革命”的潮头前，把革命推向前进。以焦子静等为代表的同盟会骨干，积极协助井勿幕解决关于革命前途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以公益书局运来的有关同盟会与立宪派论战的书报及其它宣传品为主要内容，组织同盟会员传阅、学习。”[⑩]为以后广泛联络哥老会、刀客和新军武装力量统一认识，为西安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巨大的收获。

    3.组织革命力量，策划武装起义，赴渭北安抚社会秩序。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失败后，井勿幕返回陕西，召开同盟会陕西分会负责人会议，决定在西安发动起义。会后，同盟会员分头行动，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加强同外地革命党人的联系，筹备枪支弹药，焦子静“和井勿幕商定，派胡景翼往耀县宜君一带，与邹子良联系，派李仲三往同州策动严飞龙参加革命活动，派师子敬去兰州了解情况，促成陕甘合作，又派张奚若往上海购运枪支，派马彦翀、胡鹤汀去日本购运枪、炸药等等。”[11]同时，焦子静和吴宝珊、郭希仁，坐镇省城西安相机行动，并和钱定三、郭希仁“也在积极地联系新军和哥老会，紧张地进行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12]在西安起义前夕，焦子静始终参与谋划，遣派革命党人购买武器，争取革命力量；在省城积极活动，联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为西安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

    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成功。当时渭北的主要几个县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军政府任命焦子静为渭北民团使，李天佑为民团副使，赴渭北稳定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治安。焦子静偕同井嵩生、师子敬、常铭卿等，携带几十支枪支奔赴三原、富平、高陵、蒲城、白水、澄城等县，收集各县民间枪支，编成三个营，一面训练，一面巩固革命政权。”[13]正因为焦子静在西安起义和为渭北广大人民群众很快稳定了生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功于地方以及在革命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被渭北推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以褒扬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