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25日“毒饮料风波”被媒体全面披露以来，岛内业者非法使用有毒塑化剂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事件被越挖越大，成为近30年来台湾最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目前，这一事件已对台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冲击，已然成为新一轮的社会危机，并可肯定，危机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自爆发以来，危机对岛内经济的冲击面越来越广。就品项而言，已从食品、饮料迅速扩散到保健品、药品与化妆品等多项产品；就产业链而言，已从上游原料厂商、中游制造商，再到下游商家和消费者；从内外结构而言，已从内需扩大到出口；就具体损失而言，其带来的直接与间接损失都难以准确估量。

    一是食品制造业首当其冲。台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显示，岛内民众普遍食用的运动饮料、果汁、茶饮、果酱果冻和胶囊状粉状五大类品项普遍“中毒”，日前又发现烘焙业也难逃厄运。受波及厂家从最初的200余家发展到近300家，受波及产品则从500多类扩展到破千。在5月31日台湾刚开始采取“D-Day”行动时便有业者估计，今年全台食品类的销售总量可能下降3成，达150亿元（新台币，下同）。

　 二是与之相关的生产流通领域受伤不轻。与食品制造业相关联的还有原料提供商、物流与各类商家，塑化剂的原料提供者属于作茧自缚，理应接受惩处，但物流与商家在此次危机中却也遭受池鱼之殃。据岛内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后，岛内各类超市卖场中原本摆放各类“中毒”商品的货物上现在是空空如野，而相关厂家的产品则在仓库里静待处理。难怪台《中国时报》5月28日的评论悲观估计，包括食品业在内的相关损失恐高达千亿。

　 三是当局与普通民众被迫增加额外支出。自4月20日最初发现问题开始，台当局便加大了相关的化验、稽查力度。“D-Day”行动更让岛内从上到下大动员，甚至村里长也投身其中。这对早显拮据的财政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负担。而因岛内专家称，塑化剂DEHP是一种环境荷尔蒙，会导致“男变女、女不孕”，会母婴传播，可能致癌，岛内民众闻言后大批前往医院进行专项检查。这对普通百姓而言无疑是笔不小的开支。由于目前岛内要求当局免费给民众检查的声音高涨，加上选举临近，当局被迫买单的可能性大增，这无疑又可能增加财政开支。

　 四是岛内失业压力有所增加。尽管目前还没有岛内相关部门的明确统计，但由于食品加工、运输与销售能够容纳大量的就业人员，危机发生后，各类卖场、夜市与小摊的生意大减。据岛内媒体报道，一些专柜的报务人员不再忙碌，一向川流不息的夜市人流渐少，一些小贩甚至干脆不出摊。如此一来，一些受雇人员已经面临失业危机。更令人忧心的是，因民众消费信心的恢复还有待时日，可预期与食品行业相关部门的就业容纳量会大大压缩，整体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

 　五是台湾食品的国际形象受损。经多年推广，台湾食品在港澳、东南亚、中东，甚至欧美地区都有一定影响，台当局也因此每年在台北举办美食节的同时，甚至还声称要以此推动“美食外交”。但在塑化剂风波出现后，台湾食品的国际形象连带受损。日前，各地政府不仅对已通报受污染的台湾产品采取下架、退货、限制进口等处理方式，对其他台湾食品进口也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措施。今后，台湾美食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拓展空间，恐怕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二、台湾社会正面临一场深刻的信心危机

　 虽然台湾社会在蓝绿激斗后政治对立严重，但历经数十年发展逐渐形成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信心与理念依然稳固。然而，在这场由食品安全所诱发的社会危机的冲击下，一些基本观念正面临严峻考验。

 　一是普通民众的自信心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岛内民众一向将“MIT赞”（“台湾制造好”）挂在嘴边，并自认台湾社会制度健全，甚至因此有一种优越感。然而，此次危机出现后，岛内舆论都惊叹，“MIT再不是品质保证了”，这次危机的肇因是“制度失败”。据岛内专家分析，酿成此次危机的制度性因素有四。其一，管制架构失灵。目前化学物质有10万余种，且大部分都有毒性，但被列为有毒类的仅271种，“目录”外的空白区域自然成为隐患滋生地，并且，作为此次危机罪魁的DEHP仅被列为第四类毒物，即使在食品中使用，也仅需“事后报备”，让监管流于形式。其二，实验室检测体系漏洞。由于食品检测只参照“两表”，即肯定性物质列表和否定性物质列表，不在表中的物质，卫生部门在检测时通常不会注意。其三，食品追溯制度不足，台湾虽有加工食品追溯制度，但这个制度局限于生鲜领域。其四，“名优产品”抽检率过低。此次的问题产品很多都是当局认证的GMP（即名优产品）、CAS（合格农产品），但他们事后很少被抽检，即使有抽检，也基本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