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将军生于1896年1月31日，世居长安豁口村，地处骊山灞水之间。适值将军诞辰130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致敬，追忆这位爱国民主典范波澜壮阔的一生，缅怀他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与革命精神。将军终其一生践行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理念，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在国家建设之时倾心奉献，其英名与功绩如骊山翠柏常青，似灞水碧波长流，历经岁月洗礼，依然震撼人心、指引前路。

 

 

       130载岁月流转，回望将军一生足迹，每一步都镌刻着对国家与民族的赤诚。孙蔚如将军出身耕读世家，年少时便写下《富国强兵说》，追求国家强盛、民族独立。当辛亥革命军兴，陕西起义，孙将军还是一名15岁的学生，手无寸铁，却敢奔赴满城，在激烈的巷战中，于死尸纵横间，协同起义士兵，抱薪火攻据楼顽抗的清军，小小年龄，其英勇气概、家国情怀可见一斑。

 

       青年时代，孙蔚如将军投身护法运动，转战关中、陕南、陕北数十市县，当革命失利，将军不愿接受北洋军收编，遂解兵东下，坚持革命，后投入革命志向相同的杨虎城将军麾下。参与西安反围城斗争，成功牵制北洋军十万兵力，有力支援并策应了南方革命。而后出关北伐，奔袭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在粮饷不济、内外交困且杨将军赴日的艰难情况下，主持军队大局，为维系这支陕西革命军队殚精竭虑。

 

       中年之际，孙蔚如将军的人生与民族救亡大业深度交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铸就不朽功勋。回师陕西后，带兵平定甘肃之乱，稳定了西北局势。1933年移驻南郑后，作为十七路军和杨虎城代表，与红四方面军达成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协议。移防陕北后，于1936年托孙作宾向中共中央转达“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互助合作，共同抗日”，毛主席致信孙蔚如：“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西安事变中，担任西安戒严司令，拥护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杨虎城被迫出国后，孙蔚如成为陕军统帅，身兼三十八军军长与陕西省主席二职。他利用各种机会，动员和唤起民众抗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蔚如将军双线部署：一面派十七师、五二九旅和教导团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保定、娘子关、忻口等关键战役；一面先后派出一七七师（欠五二九旅）、陕西警备三旅、陕西警备二旅、陕西警备一旅等部队，执行韩城至潼关的河防任务，与边区政府负责的佳县至宜川河防形成呼应，国共双方携手筑牢黄河屏障。

 

       1938年7月，安顿好后方事务后，孙蔚如将军辞去省主席之职，以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之职，率部进驻中条山，同年11月，部队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增辖李家钰川军第四十七军，成为抵御日军西进南下的中坚力量。在孙部防守中条山的近三年时间内，积极主动，运用运动战、游击战战术，先后击退日寇十一次大规模进攻，并策应八路军百团大战，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1940年秋，孙部奉命撤离中条山，移防中原，守卫郑（郑州）洛（洛阳）河防。1942年河南大灾，他践行“兵附于民”理念，严整军纪，体恤民情，带领部队节衣缩食，赈济灾民。在豫湘桂会战中，河南老百姓给予这支军队极大支持，自发协助输送弹药、救助伤员甚至组织武力协同作战。此战后，孙蔚如因战功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6月，他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到任后便调兵遣将，计划在宜昌向日军发起进攻。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孙蔚如将军作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特意将受降日定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以国耻日作为受降日，让历史在此完成正义的轮回。